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

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朝代更迭中的权力和平交接，此举由孙中山、袁世凯、清廷三方共同促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孙中山

当时的袁世凯被全国上下寄予厚望，因为他手头抓了一副“好牌”，史家也认为其“可为中国之华盛顿而不为”，玩弄实力政治，蔑视《临时约法》，甚至于走火入魔，开历史倒车，妄图复辟做皇帝。

此后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兵连祸结、生灵涂炭。

这也是笔者对民国这段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曾经的历史参与者，是如何将这把“牌”打臭的呢？

当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并通电拥护共和后，孙中山也践行此前的承诺，立即发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的咨文，并宣扬袁世凯促成清帝退位、巩固拥护共和的大功。

从这一点来说，孙中山信守承诺，不恋权位，不愧为大公无私的革命人物。

因为袁世凯手握北洋重兵，为防其做了大总统后搞个人独裁，孙中山在咨文中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将南京做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袁世凯当选后须来南京就职；二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上的内容，除非经参议院改订，仍将继续有效。

孙中山的本意是，通过给袁世凯带上这两道“紧箍咒”，使其远离北京的势力，约束其野心，逐渐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袁世凯

但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上，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分歧，争论很激烈。

反对定都南京的以章炳麟和宋教仁为主，尤其是章炳麟，认为南京在地理位置上距满、蒙过远，不能很好的加以控制；况且虽说清朝已亡，但怀恋旧主前朝的大有人在（张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旧势力如联合满蒙为后援，很容易死灰复燃。

章炳麟还将自己写的一封致参议院公开信在上海的《大共和日报》上发表，列举了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在参议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教仁主张建都北京，主要考虑北京的国防战略价值，东北、西北的日俄两帝国一直有觑觎中国领土之野心，定都北京能更好的巩固西北、东北边防。

反对定都北京的同盟会员则认为，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的实力，如果袁当上总统，又定都北京，利用《约法》和参议院，对袁进行事实上的制约是非常困难的。

不难看出，宋、章主张定都北京，主要是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考虑；主张袁来南京就职的，则更多考虑的是党派利益。

1912年2月13日，参议院对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以及选袁为总统全无异议，但在定都北京还是南京一事上，争论很激烈。

最后投票决定，以20票对8票的绝对优势（章炳麟此前在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对议员影响很大），议决定都北京。

孙中山、黄兴听闻他们想定都南京以限制袁的权力的意图没能在参议院通过时，极为愤怒，立即召集参议完同盟会议员，严厉斥责他们甘为袁世凯的应声虫。

黄兴反应特别强烈，双手插在军服的口袋里，在屋内踱来踱去，情绪很不稳定。

议员黄复生、邓家彦建议请大总统（孙中山）再交参议院复议，黄兴竟要求参议院自动推翻此案，否则他将派宪兵去参议院拘捕所有的同盟会议员。

2月14日，秘书长胡汉民又将该案退交参议院复议，参议院临时变更日程，先讨论该案。

争论仍然很激烈，有一个同盟会籍的参议员，声称若定都南京案不获通过将身殉会场。

最后投票表决，以19票对8票，决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黄兴

这看似一件小事，却为以后比比皆是的以“势”凌法、以“民意”凌法，甚至干脆直接“违”法开了恶端。

也许，即使你黄兴刚开始不这么干，袁世凯以后还是会这么干。

但毕竟，是你先干的。

袁世凯搞“实力”政治，那你这是搞什么，搞“民意”政治？

规则可以按需更动的话，再好的法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