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季萍

风闻言事，指我国古代监察官可以根据未经证实的传闻之言，对官员提起弹劾或对时政发表意见。这一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后虽时开时禁，但大致上一直实行下来。由于言事者即使“所言不实亦不加罪”，历史上，由这一制度实施带来的问题及有关该制度的存废之争一直不断。乾隆五十五年（1785年），尹壮图的风闻言事便曾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君臣较量——所谓较量，实则当然是以圣上对臣子的步步紧逼及最终完胜为结果，但这一事件的背后真相及其过程中的君臣对话、心理攻守颇有意味，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风闻言事的制度环境及其实施的真实情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清代，虽设有专门的科道监察系统，但实际中凡可直接向皇帝书面陈奏的官员，均可行使言谏、参劾权，“风闻言事”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本案主角尹壮图是在其丁忧期满尚未重新获得任命时为此“监察”之举，丁忧之前，他的官职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二品）。

尹壮图风闻言事

事情起因于乾隆中期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这是一项主要针对地方督抚等高级官员设定的法律特权：犯罪后，以缴纳罚银抵销刑罚。自这一制度推出后，不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次，反对者是尹壮图。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尹壮图丁忧期满，自云南老家返回京城，给乾隆帝呈上了一道奏折，折中提出“永停罚银之例。”理由是：允许督抚大员以财产利益与国法做交易，破坏了朝廷法律的尊严；犯罪者愧惧之心全无，且认缴罚银后，为了弥补和转嫁损失，往往加倍敛派、侵贪，乃至造成地方府库亏空。他以返京途中“风闻”为依据，建言乾隆帝，立刻停止这一不良制度。

乾隆帝对这一风闻奏章表达了克制的欣赏：“固属不为无见”，但他在颁下的谕旨中用较长的篇幅为“议罪银”制度辩护：对封疆大吏偶有过误者，罚银以示薄惩，是为爱惜人才之计，人才难得，封疆之选更为不易，若所犯并非难宥之罪，弃暇续用，是不得已之为。况且所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一番解释之后，乾隆也表示了对尹壮图的支持：督抚中或许也不免有如尹壮图所指议罪缴银后派累属员之人，但其索派、逢迎者究为何人？藉端勒派，有亏空库项者又系何人？乾隆令尹壮图指实参奏。他提醒尹壮图：奏摺之内，全是空言，并无实证，难免“以风闻取誉”之嫌。

在第一次君臣言语往返中，乾隆回护议罪银制度的态度已较明显，但尹壮图显然没有察觉，他很快回奏乾隆帝，称前折所言并非虚构，返京途中所到之处，物议纷然，“各督抚声名狼籍，吏治废弛”“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在奏章中，尹壮图使用了“各”“皆”“狼籍”“废弛”“兴叹”等措辞，他把各地督抚、天下吏治及民生民情一概抹黑，并且拒绝提供乾隆帝所要求的“黑名单”，他说，如果要问勒派逢迎者、亏空国库者到底为何人，恐难办到：私相收受贿赂，“外人岂能得见，徒以道路风闻。”如果一定要有所实指，尹壮图说，那就请圣上简派人员与小臣一同密往各省，盘查审明。

读完这一奏折，乾隆怒气爆发了，折中所言刺痛了这位自负满满的“十全老人”，他质问尹壮图：依汝所言，“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尹壮图否定了天下吏治，更将乾隆帝正陶醉其中的盛世美景描述为民不聊生，是何居心？乾隆迅速向尹壮图发起攻击，置尹壮图于“不义”：在尹壮图之意，不过是丁忧之后，欲图职事（丁忧期间，官员须辞官守制，期满之后，另由选任），而自揣学问才具，均属平庸，于是欲藉此奏，为幸进之途；同时，其所提密查各省之建议，不过欲假盘查之名，沿途吓诈，以谋私利。尹壮图实乃小人，此等居心，岂能逃朕洞鉴！他再一次旨令尹壮图：以上所言，究系“闻自何人传说，逐一指实覆奏！”

第二天，刚刚否决了尹壮图密查各省仓库建议的乾隆改变了想法，他决定派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同前往各省，盘查地方仓库亏空情况。谕旨中明示，此举是为了“以服其心”。乾隆煞费苦心地安排此行细节：侍郎成庆，途中依品享受驿站供应并支给官俸；而尹壮图，一切费用自理。乾隆还特别说明，此系尹壮图自请盘查，以私人身份出行，当然不得享受官府供给，至于他的坐马，为防止其拖延行程，可由官府调拨。具“大胸襟”而常怀“小心思”，这便是真实的乾隆帝。

言事者自核其实

“以服其心”的盘查，其结果在出发前已经了然。很快，在盘查的第一站大同府，尹壮图便开始向乾隆帝求罪告饶：大同府仓库整齐，无一毫短少，卑臣“业已倾心贴服”，之前陈奏皆为捕风捉影，恳请回京治罪。乾隆从容回复：往查是汝所请，今既派往，又欲回京，人臣受君命者，当如是乎？山西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汝心，应照汝摺内所指各省，遍历详查。“朕办理庶务，从不肯颟顸混过”——不肯马虎了事，果然如此。谕中乾隆愤愤直言：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尹壮图视朕为何主！他旨令盘查队伍继续由陆路往赴江南，不拘何府州县，任由其盘查。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盘查，并非尹壮图所提议的“密访”，而是公开进行的，每到一地之前，皆有500里快马通知被查衙门。乾隆批驳了尹壮图的密查建议，他说：“密查”一语，所见尤谬。京中派出大臣，原无法掩人耳目，若令改装易服，密往访查，国家更无此政体。且密授耳目之责于尹壮图，岂非督抚大臣皆不可信，而独尹壮图一二人为可信乎？万一此一二人亦为可疑，岂非辗转生疑，天下无可信之人乎？连皇上我也将不能自信，而又如何综理万机，扶驭天下？

公开盘查继续进行。尹壮图虽内心委屈，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忙不迭地向皇上奏报、请罪，报告他所到之处，百姓俱极安帖，毫无兴叹情事，从前所奏，皆为虚妄。他在反复请罪的同时，连篇美誉圣上爱民勤政，盛赞天下祥和、歌舞升平之景象。而乾隆帝却仍然不依不饶，一再下谕追问：从前道路所闻，究竟得自何人传说，自必确有其人，“蹙额兴叹”之商、之民为谁？必“指实具奏二三人”。尹壮图显然不能提供信息源。到次年正月，一路盘查下来，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仓库，俱无亏短，尹壮图亲眼看到了国家山河大地一片繁荣，早已心服口服。

这一场君臣较量可以收场了。乾隆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令人将尹壮图革职，押回京城，交刑部治罪。乾隆在谕旨中说：尹壮图逞臆妄言，事后又以记忆不清、无法实指为托词，希图逃脱罪责，实不可宽宥。不仅如此，乾隆又找到了尹壮图的另一条罪状，其云南老家年逾七十的老母未得奉养，身为人子，弃亲不顾，恋职忘亲，“尚得谓人类乎？”不忠不孝，等待尹壮图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乾隆命大学士九卿会同审讯，很快结果出来了：拟判斩立决。尹壮图俯首认罪。然而，乾隆在最后一刻表现了他的宽大与仁慈，他决定要原谅这位不知深浅的进言者。他说，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应按律治罪，但是，“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也。”臣工不义，为君尚仁，以尹壮图所言为规劝之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不失圣上孜孜求治之初衷，所以，乾隆决定免尹壮图之罪，为他安排了内阁侍读的位置，许以八年的“反省”时间，若八年之内再无过错，则重新启用。一面惩罚虚言者，另一面，乾隆传旨吏部，给予此次盘查中仓库充实的四省行政长官以奖励。

经此一劫，尹壮图已无心政治和官场，他很快以侍奉老母为由辞官离开了京城，回到家乡云南蒙自，埋头于家乡教育，著书立说。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帝以尹壮图为“敢言之臣”为他平反，他被重新启用。

扬抑之间：乾隆朝风闻言事之制度环境

风闻言事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监察官大胆行使职权。乾隆一朝，法律上始终承认和保护风闻言事者：“即或所奏不实，亦不加之谴责，盖以职业所在，若因言事得罪，非所以风励台谏。”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谕令各省督抚禁收土特产馈赠，违反者，“经风闻参劾，一律严加议处。”乾隆五年（1740年），有御史胡定奏劾工部的工程造作有弊，而工部官员以该御史未亲身查验为由加以反驳，乾隆回应：御史即不亲身查验，亦可风闻纠参。乾隆一朝多起大案，都由风闻而进入监察与司法程序，如浙江巡抚卢焯受贿营私案，原山西布政使蒋洲亏空库项、勒派属员代补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浙江平阳知县黄梅藉亏空名色勒借钱文案，都籍风闻入告而最终告破。

一方面，对风闻言事者予以鼓励，另一方面，乾隆时期又对风闻言事过程中虚词捏造行为严加限制，防范这一制度被挟私利用以行报复之事：“科道条陈，言之当者，自可采择，其未当者，亦可训谕，若果怀挟私心，亦难逃朕心洞鉴。”“所奏者多，虽不能一一详记，必能摘取一二事，确切奏闻，以便交部严审究治。若含糊覆奏，则是虚言邀誉塞责，自取罪戾矣。”一般情况下，乾隆朝对待风闻劾章，均要求言事者或其他官员进一步确查虚实。风闻取誉，或挟私妄言，屡遭乾隆帝斥责。

从以上内容可知，尹壮图的风闻言事及之后乾隆帝一再谕令其“实指”，乃至外省实地盘查，并未超出一般程序，于此而言，尹壮图案似乎并无特别，“言而不实”者最终自负其责，这在乾隆一朝也是合乎常态的结果。

但是，分析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细读乾隆帝接二连三下发的长篇谕旨及其对待尹壮图的态度，又分明可以感受到此案的背后逻辑似乎并非如其表象这么简单。事实上，尹壮图是冤枉的，这一案件的整个过程中，乾隆以帝王之势尊咄咄逼人，坦诚进言的尹壮图无奈之下节节败退，这是君臣之间的一场不能明言的较量。归根结底，尹壮图一案事归“政治”，而非“法律”。尹壮图的错误，不在于他虚言不实，而恰在于他道出了实情、真相。

乾隆晚年，曾经的盛世已渐行渐远，大清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民不聊生，官员贪腐成风，尹壮图所言句句是真，英明之主乾隆对此不会不知。但他不愿意承认，讳疾忌医，粉饰太平，是“千古完人”的乾隆帝晚年心态的重要特点，他穿上了自己编织的“皇帝的新衣”，而尹壮图，正是那个天真的小孩子，他点破了这个谎言，这是乾隆帝不能容忍的。细阅乾隆在这一事件中所发布的大量谕旨，会发现其中连篇累牍自我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长篇述及朝廷自奠基以来之深仁厚泽，指责尹壮图“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敲打尹壮图：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人民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之惠民实政，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壮图清夜扪心，何忍为此耶！

乾隆帝不会承认尹壮图所言之事，他并且要一再宣示他辉煌的“文治武功”，他令尹壮图公开盘查，正是出于以上目的。事实上，大张旗鼓地公开盘查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各地仓库会如何“充盈”，精明的乾隆帝自然明了，但他正是要有意而为。好在尹壮图及时醒悟，不然，此命休矣。

乾隆朝风闻言事的风险由此一例可见一斑。尽管有法律的保障及认可，但在实际中，风闻言事者的境遇每因时、因事而不同。风闻言事与挟私妄言如何区分？既允风闻，又如何要求确指、实证？虚言者既受处罚，“风闻”何以立足？这一些源于制度本身的难题，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外在因素的干预而变得更为复杂。在中国古代，监察权实际效能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意志，风闻言事这一本受争议的制度的现实处境同样如此，这是帝制政治的反复无常所决定的。清代，科道官群体本就少有作为，随着君权的日益扩充，监察权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缄默无言，渐成监察官们普遍的生存法则，实为可叹。

（作者系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