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狮子山守望“挨得”的追梦人）

周伟立在香港浸会大学校园望着狮子山狮子山供图/东方IC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由黄霑作词、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唱响了数十年。狮子山端坐于香港九龙塘及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狮子”头面向九龙西边，狮身连尾巴完整地伏在山上。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狮子山依旧在见证无数青年人勇敢逐梦、实现理想的故事。

狮子山下的大学

“把自己做好，学生会看得见”

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南天海角，狮子山前，我校耸立辉煌”，坐在办公室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只要抬起头，便能透过窗户望见远处的狮子山。6月28日，天朗气清，周伟立看到，“狮子”头清晰可辨。

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线

很多个周六，在结束上午的工作后，周伟立都会去爬狮子山，粤语中称为“行山”。而他与这座山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彼时，他住在黄大仙区的慈云山，正好在狮子山下。狮子山海拔只有495米，孩提时代的周伟立常在邻家大哥哥的带领下在山径跑上跑下，他们翻过山到达沙田，再翻回来，来回很快，只需几个小时。“那时候家里没有钱买玩具，就跑到山上去玩，山上有条小溪，我们从里面捞出蝌蚪带回家，看它慢慢长大变成青蛙。”

年幼的周伟立尤其喜欢站在狮子山顶俯瞰着他出生和成长的香港，“往南边看是香港岛和九龙，往北就是沙田大埔粉岭，那时新界沙田不是今天高楼林立的样子，很少房子，都是青葱一片的郊外，另外一边就是市区，有很多房子。”在他看来，狮子山是市区和郊区的分界线，站在狮子山顶的自己可以同时看到香港的两面。

徙置区的童年岁月

围绕着狮子山的童年岁月令他怀念。“读小学时，学校会在暑假组织郊游，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穿过狮子山隧道去沙田郊游，再通过狮子山隧道的时候就知道玩耍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好似回到现实的通道。”

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住在狮子山下的香港人一样，周伟立一家住在徙置区，这是香港政府早年所建的公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容纳着这一家8口人的生活起居，卫生间则为多户人家共用。直至十年之后，他们搬到何文田的公屋，面积涨了一倍，也有了独立卫生间。

“60年代香港还是比较穷的，那个年代基本都是这样的。”周伟立的爸爸当时在工厂工作，妈妈把一些叫做“家庭工业”的活儿接回家做。“比如，有人做塑胶花，很多人说李嘉诚因为这个发家。我们做的比这个更需要技术一些，我家有两台缝纫机，我妈接单在家里做牛仔裤。”

他回忆，“我们这一代父母压力很大，整天都在工作赚钱，我们兄弟姐妹通常自己照顾自己，家务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这一代通常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周伟立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帮忙赚钱，“我做作业比较快，然后就帮妈妈做，她教我一些简单的，比如把口袋缝起来，在裤边走一行直的线，现在给我一台缝纫机我都会用。”

在不利的环境下开一片新天地

也是因为这样，周伟立认为《狮子山下》这部电视剧非常容易引起香港人的共鸣。1973年，讲述香港经济腾飞时期草根阶层的努力与挣扎以及他们顽强不息的电视剧《狮子山下》开播，由黄霑作词、罗文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传唱出历久弥新的“狮子山精神”。“我认为狮子山精神就是在不利的环境下，不是躺在那里说我没有办法，而是咬紧牙关，找办法开一片新天地。”

1980年，周伟立考入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1992年回到香港大学任教，如今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在从事高等教育的25年里，面对自己的学生，他认为不需要跟他们灌输“狮子山精神”：“把自己做好，用心做事，学生会看得见。”

老香港人和“狮子山”

“我现在安居乐业，觉得很幸福”

今年70岁的何伯是一名小巴司机，和妻子住在新界葵青区大窝口的一间公租屋里。这是典型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子，铁窗铁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间大约35平方米的屋子一进门右边是客厅，摆着小沙发、饭桌、电视机、台式电脑和冰箱，客厅的左边正对着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和厕所，从客厅往里走是两个小房间，左边稍大，放个双人床和衣柜就只能一个人进出，右边只能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书桌。

“能有这座居所好似中了大奖”

自1989年搬到这里，何伯夫妇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屋子虽然拥挤却干净整洁，高层通了电梯，楼下还有供人休憩的花园。能够拥有这座居所，何伯感慨“好似中了大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何伯夫妇也住过徙置区。“长长的条廊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房子，全部没有窗户，厨房和公厕在屋子前，经常两三天才来一次水，我爸爸先洗澡，洗过的水我再洗。”何伯说。如今，每月只需向政府支付1000多港币，何伯夫妇便能安居在这间公租屋里。而附近相同面积的私屋（商品房），租金将近8000港币。

为了谋生，何伯早年做过很多工作，如工厂的机械维修工、维持社会治安的辅警、医院的后勤人员等。2008年从地政总署寮屋管制组退休后，他应聘成为小巴司机。每天中午12点在家吃完午饭，何伯开工，直到次日凌晨下班回家。“每月基础工资很低，工资按照每天开的班次计算，为了多开几班，他常常应付着吃顿下午饭。”何太说。

如今，他们的两个女儿均在新西兰生活，一个已经工作，一个正在读大学。何伯夫妇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一辈子在底层打拼，因此尽可能满足女儿读书的一切要求。

“狮子山精神”的主体是普通大众

“年轻时，父母总教育我们肯干才能有饭吃，我现在安居乐业，觉得很幸福。”何伯认为，“狮子山精神”不只像李嘉诚一样的成功人士有，它的主体是香港的普通大众。

同何伯的观点一样，居住在大围田心村的徐太认为“狮子山精神”指代所有的香港市民。“我们全家思考过移民，1998年我和丈夫带着儿子去英国考察，得知我们能够移民。”徐太说。但是，他们后来没有走，继续留在了香港。徐太说，“我和丈夫都在香港出生长大，从小时候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公租屋里，到凭借自己的文凭找到稳定的工作，成家后和丈夫一起买了自己的房子，再到儿子出生，全家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如果去英国，那等于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更重要的是，徐太看到，回归后的香港仍旧是一个推崇努力打拼、每个人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城市，这点和回归前并没有不同。

年近六旬的徐太决定回内地养老

而今，年近六旬的徐太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晚年生活，她决定回内地养老。“前几年我在广东番禺买了一套房子，但那里只是一个落脚点，我想去内地的很多地方旅游，比如四川的九寨沟、杭州的西湖、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安、重庆、厦门……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普通话还不太好。”说着徐太不好意思地笑了。

听《狮子山下》长大的年轻人

“我看我们学生就非常挨得”

周伟立、何伯和徐太等人都经历过住在狮子山下徙置区的生活。香港的年轻一代显然没有直接的体验，他们对“狮子山精神”的理解最初来源于“听说”。

小时候疑惑为什么要有“狮子山精神”

“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讲过狮子山精神，当时我很疑惑，为什么香港人要有狮子山精神，我住在港岛，狮子山在九龙和新界，然后我爸妈就特地带我去狮子山那边看。”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香港青年黄芷渊记得，中学历史课上，老师在讲到香港历史时，教大家唱《狮子山下》，“老师说，我们香港人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怎么打拼的，香港今天的成就是怎么来的。说这是很励志、很感人的一首歌，这部剧也是让我们了解香港的过去。”

而她对“狮子山精神”的直接感知是在2003年，这个令所有香港人都刻骨铭心的年份。那年3月，SARS病毒快速在香港扩散，韦尔斯亲王医院疫情暴发，淘大花园超过三百人患病。港府史无前例地把淘大花园E座隔离十天。

“那一年我读中四，正如火如荼准备中五会考。那段日子我们要戴口罩上学，老师每天早上在校门口为学生量体温。因为疫情严重，学校让我们自行选择是否回校上课。整个香港就像打仗一样，坐车有人打个喷嚏，附近所有人都会闪开……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那段时间电视经常会放《狮子山下》”

令黄芷渊记忆深刻的是，那段时间，香港的电视里经常会放《狮子山下》这首歌。“电视剧很感动，尤其是在现实中看到整个社会面对着同一个困难还是很团结的，那个时候才真正了解了歌词的内涵，发现歌词特别好，特别励志。”

黄芷渊之前一直认为，他们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崇尚个人主义，生于物质富裕的年代，原本根本无法体会上世纪70年代“狮子山下”香港那种逆境自强、刻苦奋斗的精神。“但因为一场SARS，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反思。我们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看到香港人守望相助的价值。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常挂在我们嘴边。而我所说的挂在嘴边，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甚至还包括在香港成长的内地新移民。”

正如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给出的评价，影响老一辈人的“狮子山精神”在年轻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到。“不少雇主告诉我们，外国的学生表达能力很强，但是真正工作时，比较能够吃苦的是香港学生和内地学生。用广东话讲，他们比较挨得。电影学院的学生废寝忘食为了一个片子做两三天，当然我想提醒他们注意身体。”

身在狮子山下眼光放得很大

周伟立说，“虽然身在狮子山下这个很小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师生都是把眼光放得很大，虽然脚踏实地在狮子山下，但是我们的想象、眼界、愿望都是很大的，都是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

“90后”的香港学生黄凯怡就是这样一位走出香港，拥抱世界的年轻人。从香港科技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她选择来北京大学攻读中文专业的硕士。“从在香港很容易就业的金融系转到中文系，刚开始家人极力反对，我父母认为读中文在香港很难找到对应的工作，而且要在北京读三年，投入太大，加上北京离香港挺远的，我在这边不认识任何人，他们不太放心一个女孩过来这边。”

但是黄凯怡还是来到了北京。她认为，相比读金融专业，自己读中文系更接近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香港很多学校都是英文来教中文，如果自己一直用英文读中文也有问题，比如，用英文读鲁迅和用中文读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在黄凯怡看来，“狮子山精神”主要包括拼搏和灵活，在北大的学习经历给予她的是另一种思维模式和看待内地的另一种视角，“它是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它是大家共知的一个事情，不用特地去提到它，它是香港人的一种特质和处世方式。”

本版文并图/本报记者邢颖（除署名外）

(原标题：狮子山守望“挨得”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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