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治学精神

文/钟百超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史官们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把记录历史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甚至以牺牲性命来维护历史的真相。这种敬业精神以及所抒写的不朽史册，共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管风云如何跌宕起伏，世事如何变幻莫测，站在历史高点俯察天下兴衰，总该是风景独好。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把它变成一部“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政治宣言书。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春秋》所传递的正能量，使之成为垂范千古的儒家典籍。

在《春秋》精神的感召下，司马迁高举微言大义之旗帜，在隐忍苟活的恶劣环境中，发愤著书，撰写了鸿篇巨制《史记》。如果说《春秋》集历史与政教于一体，那么，《史记》则是融历史与文学于一身，可谓各领风骚。

治学精神决定史学研究的高度和深度，《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五帝本纪》便是严谨治学的最好见证。

首先是史料的寻找和发掘，考验着司马迁的决心。华夏号称五千年文明，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但是，有关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追述，其中含有不少神话色彩，不能作为史料。如何填补这一历史空白？司马迁从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考察当代学者们的言论。他发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虽然当代学者都喜欢评说黄帝，但有关黄帝的事迹实在太久远了，因此，往往都是无果而终。

阅读诸子百家的文章。司马迁又发现，“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诸子百家虽然也热衷于研究黄帝，但所撰写的文章既不符合雅达原则，也缺乏必要的训释，羞涩难懂，以至于士大夫也不知所云，难以言说，不敢妄议。

研究《尚书》，发现《尚书》也有问题，“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记载的起点是上古时期的尧舜，至于黄帝、颛顼、帝喾三位帝王，只字不提。

分析《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这两册书，司马迁又发现，“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孔子所撰述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儒生们以为缺乏证据，因而都不传习。这些史书，文章和言论要么不全面，要么不可信。

面对这一困境，司马迁采取怎样的行动？由于早年就喜欢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的习惯，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司马迁迈开双腿，踏上漫漫征途，寻找先人的足迹。“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所到之处，当地的长老们都乐于向听他叙说一切，指认黄帝、尧、舜的遗迹。“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通过自己的目睹耳闻，实证考察，了解真相，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尽管有关黄帝、尧、舜的传说虽有出入，但却证实了它们和古文即《尚书》的记载相差不离，是比较可靠的。

有了这番考察，司马迁再次翻开史书，进行深入研究。“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通过研读《春秋》《国语》二书，司马迁发现，它们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发是明白清楚的，而且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只是儒生们没有深入研究而已。另外，“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尚书》本身虽然残缺不全，不过所散失的内容，却常常在其它著作中看到，就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因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正是凭藉着好学深思的精神，才能心知其意，了解它的价值之所在。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是在《尚书》的基础上，同时选择记叙得比较雅达的文献资料，如《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编写成《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的首篇。

从缺乏史料到追寻遗迹，从资料残缺到寻找佐证材料，从其文不雅驯到择其言尤雅者，这是一番怎样的心路历程？就这样，司马迁以其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终于完成了《五帝本纪》，乃至《史记》的创作，为史学，也为文学，树立了一座巍巍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