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艺轩

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的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改革代表，张居正；一个是政治代表，万历皇帝；一个是军事代表，戚继光。但是仔细观察的话，这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具有悲剧性。而他们的悲剧也并非是具体某个人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时代的困境，才最终造成了他们的悲剧。

这是为什么呢？

张居正像

其实这个困境的本质，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就已经说到了，那就是：“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和小农社会之间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具体的表现。简单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农业国家来说，它的首要目的，是要能够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不散摊子。具体点来说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基本上就只能维持在一个“大约”的维度上，简言之，就是不完美，但是也不差，差不多就行了。

而在政治上来说呢？用道德这样的抽象原则维持基本上就可以了，至于经济上，只需要能够按时收得上来农业税也就行了。军事上就更简单了，士兵们只要能够抡大刀也就不错了。

万历皇帝像

但是这要是放在精细的工商业社会就不一样了，它所要求的是精细和明确。可以说是不能允许差错的出现的，也许这样的说法有点过激，但是就本质上来看，精细的工商业社会远比上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大约”的社会要求要高很多。就比如在政治上，英国女王和首相的分工就很明确，女王是国家象征元首，而首相则是行政总长，两者之间互不干涉。

在经济上，国家要掌握每家每户的每个人收入状况，以此来控制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差别就更大了，精细的工商业社会能将社会资源集中起来，从而组建成一支现代化的职业军队。其力量远比古代的募兵制也还，还是府兵制也好都要强很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数目字管理”这个概念的原因。

万历皇帝——剧照

如果中国不能完成数目字管理，那无论张居正和戚继光多么能干，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们充其量只能成为时代冲突下的悲剧而已。再者，他们和万历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而像申时行、海瑞和李贽就更是处在夹缝中的夹缝。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现“数目字管理”又谈何容易？赤兔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八百里，这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未能实现“数目字管理”的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种种困境。

当然了，以上内容都是根据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所解读得到的，黄仁宇先生确实是一个有着大历史观的学者，但就历史本质来说，作者还是认为，里面的有些观点还是有些许偏颇。但是对于对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我们应该可以用“大历史观”去评价，它的影响和争议，都需要放到具体的时间去看待，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许你就能从中悟道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资料参考：《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