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万历十年 (1582) 至民国时期, 关于张居正的评价褒贬不一。从身亡之初遭人唾骂的奸臣形象, 到明末的平反, 再至清朝的褒贬皆有, 都与民国时期的全面夸赞形成鲜明对比。

一、明末至民国前张居正的历史评价

张居正经历嘉靖、隆庆两朝激烈的内阁斗争, 在万历皇帝登基后, 代高拱成为首辅, 时主少国疑, 几乎一切军国大事都由其掌握决定。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使衰落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 人称“救时宰相”。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 张居正言行品性中的优缺点也被不断放大, 夸赞和诋毁并存。同时, 张居正在改革中得罪了不少权贵、官员, 在其当权期间, 对弹劾他的言官也多有打击, 使得许多官员对他颇有怨言。万历八年 (1580) 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 禁止讲学, 以遏制闲言浮议, 加强思想统治, 对此许多学士感到愤懑不满。万历十年 (1582) 张居正去世, 社会对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不一。万历十二年 (1584) 明神宗下令抄没张居正家财, 直至天启二年 (1622) 明熹宗才恢复张居正的名誉。明熹宗在位时, 曾下诏书为张居正平反, 但仍旧称他“夺情、专权”, 平反并不彻底。

崇祯二年 (1629) 五月, 礼部左侍郎罗喻义等人给崇祯皇帝上疏, 全面列举了张居正培养圣德、调护圣躬、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修浚河道、安定边疆、扫平叛乱、节用生财等方面的功绩, 崇祯帝于是正式为张居正平反, 恢复其名誉, 称:“旧辅张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劳怨, 力振纪纲, 饬举废多, 有功可纪。虽以夺情及后蒙议, 过不掩功, 委当垂恤, 所请荫赠所司, 看议以闻。”自万历皇帝驾崩至崇祯皇帝继位, 明朝国势更渐衰微, 不论是朝廷内部的斗争, 还是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 抑或是辽东、后金统治集团的步步进逼, 都使统治者面临更深重的统治危机。面对危局, 初登帝位的崇祯皇帝, 为挽救即将崩溃的明王朝, 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全力整顿内政和边防。在这种局势下, 崇祯帝为前朝重臣张居正平反, 自然会对稳固朝廷内部的局面, 收揽臣心产生积极作用。

清朝对张居正的夸赞, 多是从张居正对国家的贡献出发, 以其在位期间推行改革, 使明王朝一度复兴, 对国有大功而评。由清朝官员学者编纂的《明史》评价张居正为:“通识时变, 勇于任事。神宗初政, 起衰振隳, 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 几于震主, 卒致祸发身后。”该书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张居正, 不曾只言其功, 亦不曾专述其过。清朝对张居正的评价有褒有贬, 与明王朝已经灭亡, 自身没有较大的政治压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且清朝对明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有了总体的认识, 对张居正的功过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但清朝延续明朝的传统儒家思想, 明清之际士人所撰的张居正笔记、小品亦有流传, 故而对张居正的品行仍有所质疑。

二、民国时期张居正的历史评价

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并列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六大政治家。此外,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张居正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对张居正之推崇可见一斑。

受此影响, 民国时期的学者先后又写了不少张居正“新传”, 散见于报纸和杂志的论文与小册子难以一一赘述,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学术性专著来说, 内容虽有不同, 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即极赞张居正的事功, 反驳明清时期对张居正的恶劣批评, 近乎于无视历史事实[1] (P86) 。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家朱东润, 在书中用“以讹传讹”来说明张居正与内监勾结除去高拱一事, 具有明显的偏向性, 且对张居正推进改革采用的各种手段表示赞同和理解。

同样一再为张居正辩释的还有唐新, 就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加以辩护, 认为其与张居正只是正常交往而非许多史书或评传中所言的“交往甚密”。“所谓”一词在其书中多次出现, 反映出作者极其反对史书及后人对张居正的批评, 并多方加以辩护, 认为其均为“偷惰、愚昧与无耻”之谈, 是“乡愿和伪道学”之言。就事论事, 张居正诚然是一个有远见, 有抱负的大政治家, 但也并非完全像陈翊林所言, 其志行端正, 具有不计个人荣辱毁誉、尽瘁以死的精神。此外, 黎东方亦有语“以施政的成绩而论, 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 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 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 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 而拙于实行, 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 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2] (P282) , 认为诸葛亮、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与张居正比肩, 偏向袒护之意溢出语外。余守德认为, 张居正身后二百余年毁多于誉, 之前的贬低和差评, 皆是“流言浮议”, 必然随时代推移而销声匿迹, 隐含为张居正所受批评鸣不平。又提到, 到了“近数十年”, 张居正的功业才刚刚被人所认识, 赞誉之声日渐高涨, 而这种赞誉才是对张居正的正确评价。

总而言之, 民国时期的学者放大了张居正的个人魅力, 强化了张居正“改革者”的完美形象, 极赞其事功而不复言其过失, 使张居正的历史形象具有了一层文学色彩。

三、明末至民国张居正历史评价变化的原因

明朝近乎一边倒地对张居正进行批驳, 尽管明末有为其平反之举, 但对其的评价仍以贬低为主。清朝对张居正的评价较为公正, 能够根据相关史料进行客观分析。而民国时期对张居正的评价则变为“极赞其事功而不复言其过失”, 是近乎于无视历史事实的评价。其历史评价的变化, 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政治上,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步步深入, 民族濒临危亡经济上, 自然经济瓦解, 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制度长久的压迫下难以发展。只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 才能使中国社会拥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新的政治力量, 这使得改革势在必行。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之一, 对于改革有着更深远的认识, 其著作也有为改革寻找合理的理由, 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 所以极力推崇张居正, 对他的评价也较正面。同时, 从社会背景来看,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矛盾激剧的历史时期。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侵犯, 民族危机加深, 百姓生活水深火热, 改革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而张居正作为一个历史上典型的改革者, 自然会得到推崇, 对其的评价也自然以赞赏为主。

其次, 评价者的身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亦有影响。在封建专制时期, 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 站在治理国家的角度评价张居正, 对其有益于当朝政局及社会发展的一面进行称赞, 批评其有损于自身利益的一面。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活跃, 在中西方思想相互碰撞的背景下, 极度夸赞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方面, 对不利于自己发展的方面多方辩护。加之民国时期思想激进, 为显示自己的独道见解, 完全推翻前人的言论在此时期得到了普遍认同, 所以推崇张居正的功业, 甚至力称他不是贪恋名位之人的誉之过情的评价, 在当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四、结语

历史人物的形象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经过历朝历代的评价积累, 形成的一个多元化形象。历史人物之评价随时代变化而不同, 我们应分析评价转变的原因, 以客观地认识该人物。一方面, 不能拘泥于时代学术思潮的限制, 要从历史学而不是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不能局限于人物本身及记述其事迹的学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应多视角地、全面地对其进行研究, 以得出较客观有益的结论。另一方面, 个人的主观思想也会影响历史人物的研究结论, 所以应实事求是, 既宣扬其有利于当今社会发展的一面, 也客观地说明其不足之处, 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