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周朝的姬姓诸侯国，首都朝歌。第一代国君是周文王嫡九子康叔封。提到它是因为它很特殊，他是姬姓诸侯国里最后一个被灭亡的国家。卫国立国前后，共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历史，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这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商鞅、吴起、李悝、荆轲、李斯等，但这些人物在卫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出走他国，建立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我们会问，为什么卫国留不住人才呢？一言以蔽之：自以为是的国君，随声附和的臣下。

发现了卫国积弊的人是孔伋。孔伋，字子思，战国时期鲁国人，孔子之孙，孔鲤之子。被人尊称为“子思子”、“述圣”，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家的经典之作《中庸》就是孔伋所作。但今天，我不想讨论《中庸》，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孔伋是如何发现卫国的问题的。

“用人之长，略人之短”——这既是用人的智慧，也是管理者的格局。

子思曾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并说：“他的才能足以统帅五百辆战车的军队。”卫侯说：“我也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材，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根很粗的巨木，只有几尺朽烂之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卫国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拢英武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一员大将，这话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卫侯任用苟变为大将，苟变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成为卫国名将。

从这个典故上，好像可以看出卫侯是一个从谏如流、知人善任的有为之君。但从后面的表现来看，卫侯的这种明智是建立在对圣人子思尊重的基础上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卫国不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就算有圣人点拨也无法摆脱君昏国弱的境地。

自以为是的君主不智，随声附和的臣下不忠，熟视无睹的君子不贤。

卫侯提出了一项不正确的计划，而大臣们却众口一词的附和。子思说：“我看卫国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公丘懿子问：“您为什么这样说呢？”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大家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自以为是即使事情处理对了，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而助长了邪恶之风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要沉溺于别人的赞扬声中，是无比的糊涂，不判断事情是不是有道理而一味的阿谀奉承，是无比的谄媚。君主糊涂而臣下谄媚，这样来统治百姓，老百姓是不会同心同德的，长期这样做不改，国家就没有多久的日子了。”

国君发号施令，自以为是，下面的官员也会这么对自己的下属，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这个意思。这么下去的结果，是作为国君听不到任何建议，看不到任何问题，但国家实际上到处都是问题。因为自以为是所以听不进去逆耳之言，大臣只知歌功颂德，而不知道尽职尽责。

不仅如此，对才华出众、希望建立功业的人来讲，这种环境下没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吴起的家庭颇有资财，但他倾尽家财，也没有求得一官半职，因愤而离开，并表示不为卿相，誓不回卫国；商鞅尽管是卫国宗室后裔，且先后随兵家、法家大师学习，精通刑名之学，但却得不到重用。因而到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做了中庶子以寻求机会；据称战国最早的改革家李悝也出自卫国，这位老兄在魏国率先变法，他制定的《法经》成为了最早的法制典籍，他在魏国主导的变法，也为后来吴起、商鞅变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不和食不果腹、朝不保夕者谈论道德，要先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圣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智者，而是平易近人的行者。

有一次，门人向子思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子思说：“让他先得到利益。”门人有些不解的说：“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呢？”子思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在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里写的是孟子向子思请教，但经考据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弟子，因此此处没有用原文中的孟子，改为用门人代替。

子思不是个书呆子，他学的知识是活学活用的，只有无视人欲望的人，才是书呆子的做派。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上层建筑的道理。治学最终目的是践行，没有践行，学之何用。没有治学，践行无功。

对于今天的管理者，子思的智慧同样适用。好的管理者并不是指挥动鞭子驱使人去谋事，而让人得到既得利益的同时，让他们创造最大的价值。所谓仁义是保证人能得到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仁义，也是对于仁义最好的诠释。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