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2在中国人中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汉武帝赶跑了匈奴，然后匈奴22222222人一/5路西逃，最终跑到了欧洲，结果横扫欧洲成了上帝之鞭，于是中国（汉）&gt匈奴&gt西方。这个不等式是许多人民族自豪感的一大核心来源，我们不讨论依靠2千多年前的古人做的事情给自己找自豪是否妥当，我们先来讨论下，这个不等式真的能成立吗？

关于匈奴，中国人基本自小就有耳闻，不过大多数人以为是汉武帝赶走了匈奴，而实际上，根据后汉书，在汉武帝之后北匈奴的威胁依旧没有消失，真正彻底打败北匈奴，是到公元1世纪初汉和帝时期，南匈奴趁机北匈奴不备实施突袭，并由窦宪带汉军追赶逐亡所致。

对于肆虐欧洲的那支游牧力量，一般中文称之为匈人（Hun），在其著名领袖阿提拉的带领下东征西讨肆虐一时。由于同样是游牧文化，同时匈奴和匈人名称上有相似性，因此具有蒙古人血统的匈人被人们怀疑就是从东亚迁徙而来的北匈奴。有人说，现在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其祖先就是匈奴人的后裔。众说纷纭。那么，这些说法是不是靠谱呢？

公元374年左右，静静的顿河草原上出现了一支神秘的游牧民族。他们骑马射箭，纵横捭闾，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尸横遍野，却又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欧洲人完全吓懵了，这些人从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他们称这些人为“匈人”。

匈人很快就席卷了欧洲，并且在阿提拉大帝的经营下势力达到了鼎盛。他不但逼着哥特人、日耳曼人等民族西迁南逃，间接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陨落。而且还围攻了东罗马帝国，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勒索了一笔钱财后又耀武扬威地离去。

此时的欧洲，可以说完全陷入了悲惨的绝望当中。

初学者因为匈人和匈奴名称的接近而认为二者是一家，后来中国学者们又从史料记载的匈奴迁徙路线上进行论证，再加上西伯利亚和周围许多游牧文化墓葬中出现了中国产品或有中国风格的物品，因而许多人认定匈人就是西迁的北匈奴。然而即使不说这些论证自身的漏洞，匈人和匈奴巨大的差异却完全无法支持这一论点。

汉朝对付的匈奴，从冒顿单于时代器就已经走出了部落时代，建立了以单于为首，左右贤王为辅的一整套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把原本部落势力重新整合。自然，走出部落的匈奴在战斗力上也由此突飞猛进。然而几百年后的匈人，直到帝国覆灭也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官僚系统，因此才随着阿提拉的死亡导致整个统治迅速解体。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西迁的北匈奴放弃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反而退回部落时代。

同样不同的地方在生产力上，匈奴在战国到汉的一系列征服中，已经学会了冶铁等等技术，在与汉代作战时，其装备的铁箭矢、铁刀甚至铁甲都非常常见，反而游牧民族早期常见的骨箭在汉代的匈奴墓葬中极为少见。就兵器这一块，其铁器普及水平甚至不弱于中国。而匈人呢？生活在匈人同时期的罗马学者马塞里努斯的《历史》一书中，写到匈人的箭头由“削尖的骨头”制成，当时无论东西方，冶铁都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按同族论的说法，匈奴西迁到欧洲，那么这一路上都是已经普及了冶铁的文明或国家，连哥特人都早就用上了铁兵器，如果匈人就是西迁的匈奴，何以会抛弃了这一基本技术呢？

农业和建筑能力上也是如此，匈奴本是游牧，然而征服了其他农耕民族后立刻转入了农牧混合，毕竟农业能够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养人口和军队，其生成能力远非游牧可比，匈奴在东方不但学会了农耕，更建有城市。而西迁路上，康居之类自不必说，就算是哥特人，其搭建木屋的技巧连罗马人都赞叹，而农耕也早就进行了上千年了，可匈人出现后，却成了纯粹的游牧，更不懂得如何建造房屋。若匈人就是匈奴，岂不是在全世界都进步的时候，反而200年里越活越倒退了？

甚至外貌上，匈人和匈奴也差异很大，西方记载了匈人奇特的面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匈人长长的头颅，仿佛怪物一般，高卢诗人Sidonius就说匈人从小时候就缠头导致颅骨变形，所谓“把头磨尖”。而在中国这边，记载中的匈人并没有什么外貌上的特异之处。

无论是极端落后的生成力，还是诡异的缠头风俗，欧洲历史上出现的这个匈人都和汉时的匈奴无法对上号，反过来，倒是和亚洲北方一些原始文化颇有类似。比如缠头风俗在西伯利亚一些古墓葬中也有出现。东亚的匈奴从出现后，随着对异族的征服，很快从单一民族/文化走向了多民族/文化状态，而各种文化之间互相渗透，到汉中后期时，匈奴早已不复早先的模样了。

匈人也是一样，从其出现在欧洲后，很快和其他民族产生了混血以及文化交流，连人种方面也从单纯的蒙古人种走向了蒙古和欧罗巴混合人种。然而问题在于，当他们刚刚出现欧洲人视野中的时候，他们依旧是单一民族的原始游牧部落文化，远不是一个吸纳了其他尤其是农耕文化的样子，在这个有记载有考古支持的前提下，硬要论证匈人=匈奴，只怕对任何学者都难以做到。

那看到这肯定有疑问，西方史学家又是如何看待匈人的大肆入侵的举动的呢？

“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马塞里努斯《历史》

公元4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关键转型阶段。此阶段以337年君士坦丁去世开始，至392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查禁异教，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结束。罗马帝国由此完成从古典帝国到基督教帝国的转变，同时罗马帝国也进入其最后阶段，不仅丧失了霸权，也丧失了统一。这期间西方古典史学也像古典罗马帝国一样持续衰落，教会意识形态垄断历史写作的过程大体上与教会垄断信仰的过程同步。5世纪开始，基督教思想独占历史写作的局面完全形成，基督教史学的这种控制力量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问世之后更为强固。

这一时期还有最后一批古典异教历史家在从事写作，其中最重要者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其次还有《诸帝本纪》（Sc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的一位（或多位）匿名作者。《诸帝本纪》的写作手法杂乱而低劣，书中引用的“史料”多为杜撰。而马塞里努斯的《历史》（Res Gestae）则是伟大的古典史著，自中世纪晚期被发现以来一直是有关晚期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史料。马塞里努斯素有“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史家”之誉，他不仅是4世纪历史的记录者，其生平也是晚期罗马帝国政治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缩影。

在马塞里努斯生活的年代，罗马帝国尚未从“3世纪危机”中完全恢复，除了诸多棘手的内部问题之外，它还面临着来自东方的两大外患：其一是取代了帕提亚王国、拥有强大军力和侵略野心的萨珊波斯帝国；其二是居住在帝国东部边境内外的蛮族势力，诸如盘踞小亚细亚的“化外之民”伊苏里人、惯于越界抢掠的哥特人、萨尔玛提亚人等。4世纪初，罗马帝国、萨珊波斯与东方诸蛮族之间大体上维持着微妙的势力均衡：在东方，罗马军团成功阻遏波斯人的攻势（296—298年），强迫后者接受《尼西比斯和约》并割让底格里斯河以东五省；在多瑙河地区，罗马军团亦能凭借军事优势御蛮族于国门之外。然而罗马主导的均衡并不长久：337年起，萨珊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309-379年在位）频频于东部边界寻衅，计划征服阿拉伯诸国、占领罗马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诸省。虽然“叛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在位）对蛮族和萨珊波斯发起的反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其在前线暴卒以及东方战争的巨大损耗，继任者们已无法抵抗外敌入侵的洪流。罗马在东方战争遭遇惨败之后，边境蛮族也频繁发动侵略，帝国的梦魇从此开始。363年，罗马被迫从波斯境内撤军，割让美索不达米亚及亚美尼亚诸省，尼西比斯等十五座前线要塞沦于敌手，罗马在东方边境转为守势，领土大幅缩减。

4世纪中后期，被基督徒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降服另一支游牧民族阿兰人（Alani），随后胁其越过塔纳伊斯河（Tanais，即顿河）进攻哥特诸族，迫使大部分哥特人南迁，避入罗马帝国境内。入境的蛮族无法忍受罗马人的粗暴压迫，后者也因此将其视为内部威胁，双方的积怨日甚一日。378年，暴动的哥特人于亚得里亚堡之战击杀东罗马皇帝瓦伦斯，帝国东部的精锐野战力量几乎全军尽殁，苦心经营数世纪的东北边境防线遂告瓦解。由是观之，与萨珊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史称“东方战争”），以及东方蛮族对边界的侵袭，是罗马帝国走向全面崩溃的起点。

对于以上历史事件，马塞里努斯和他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见证。史学史角度言之，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史家中，马塞里努斯是少有的对这两大东方因素始终非常关注，非常强调的史家。马塞里努斯的生平年代（约330—400年）与东方战争及东方蛮族大举入侵基本吻合，且马氏本人曾在尤里安麾下服役，奋战于东方战争的第一线。马氏之撰写《历史》，本以为塔西佗续史为目的（因而《历史》全书所及史事的起讫时间应为96—378年），但由于后世抄本的散佚，如今仅有涉及353—378年的部分传世。东方战争与蛮族入侵作为这二十五年中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自然成为《历史》现存诸卷的核心叙事线索。《历史》第14卷开篇即谈到伊苏里人的入境劫掠以及萨珊波斯针对罗马的阴谋。其后10卷中，马氏又以尤里安皇帝为主线，先后讲述罗马军队在西部反击阿勒曼尼蛮族和东征波斯之役，而在涉及尤里安东征的部分，他更以第一人称视角如实记述自己的参战经历。随着尤里安之死、罗马军团折戟于东方，以及西部防线的节节败退，马氏开始反思帝国内部的腐败与纷争，追问罗马国力衰微的原因。从《历史》第31卷开始，作者复将目光转向来自东方的敌人——哥特蛮族，以及将其逐入罗马的匈人。《历史》最后亦是最重要的一卷记述了匈人的入侵和哥特人南迁与叛乱，以罗马在亚得里亚堡战役的惨败收尾，不啻为罗马帝国走向瓦解的预告。

因此，本书将帝国与蛮族这两大东方要素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马塞里努斯的文献记载，一窥4世纪后期这一罗马帝国衰落的关键历史时段。

以上文字选自《罗马帝国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