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历来有“两司马”与“马班”之说。这两种说法，指的是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两司马”指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班马”则指的是司马迁与《汉书》的作者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另有一种说法是山西河津人。证据是《史记，太史公自书》与《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的，“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通的山。韩城与河津隔黄河相望，且不说大禹是否真的凿通了龙门山，从地理位置上看，龙门山在韩城与河津都有。那么，虽然作为山西人，虽然很希望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能是山西人，但还是遵照史籍记载，司马迁应为陕西韩城人。

《史记》的意义和地位勿庸质疑。司马迁的伟大尽人皆知。但这样伟大的一位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生于何年，死于何时，因何而死均不可考，只知道他的一生与命与，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和争论千年的李陵紧紧联系在一起，只留下《史记》中那些光耀千古、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

司马迁的祖上，靠谱些的可追溯到秦惠文时的名将司马错。他最大的功绩，是曾与张仪争论，并率兵灭蜀，为秦灭六国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粮库。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他的孙子司马靳曾与白起一起参与了长平之战，然后与白起一起被杀于杜邮。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曾在秦国作为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司马昌生下司马无泽，司马无泽生下司马喜，司马喜生下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司马谈曾在汉武帝即位初年担任太史令，这是个官佚为六百石的中低级官员。司马迁出于对父亲的尊重，称之为太史公——这其实也是后世对司马迁尊称为“太史公”的由来。汉时太史令这个官，职掌范围大约是天文、历法，外带算命问卜，当然也负责记载帝王言论。明清时，这部分职能被翰林院替代，所以后世多称翰林为太史。

司马谈的学问，大概来自三个方面：他的天文学问来自于唐都，算命本事来自于杨河，思想层面来自于是黄生。这三人都是汉初学术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当然，所谓的算命，指的是《易》，而这门学问，其实包含有中国古代乃至于现在世间万物所运行的道理。而黄生的思想，则是黄老学术。

司马谈早年立志写史，并在担任太史令时，因为职权便利，曾广泛地涉猎了各种资料。但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时，他跟随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滞留在洛阳。从他弥留之际对司马迁的话来看，司马谈大约参与了封禅礼仪的制定工作，所以他对因病不能参与封禅大典，耿耿于怀。另外，司马谈遗令司马迁完成其遗愿，这大概便是《史记》成书的起因。

从司马迁的家世来看，他可能继承了祖传的五大夫爵位。这是秦汉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九级。秦时按规定可有食邑三百户，但至司马迁的时代，只不过能使自家免除徭役和赋税而已。从司马谈的太史令收入来看，也符合司马迁家族“耕牧河山之阳”的说法。换言之，司马迁家不过小康，肯定不会富裕——当然，他后来付不起赎命的五十万金，而不得不受腐刑，也与此有关。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从学术范围来看，司马谈崇尚黄老，而司马迁更尊崇儒家思想。那么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大概就是好学与游历之风。司马迁聪颖好学，十岁时就能诵读古文——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因为古文在当时指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可能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以及消失已久的六国文字——这些文字，经国秦灭战乱之后，在司马迁时代已很少有人认识。

而游历，大概说明他是一个比徐霞客更为喜欢远足的旅行家。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探索古迹，访求名间传说，考察风土人情，纵览地利。这些经历，极大增加了他的见闻，大概全部浓缩于《史记》巨著中。

司马迁游历归来后，成为郎中。这是个佚三百石的低级官吏，但因为能够陪侍皇帝身边，所以有极大的升迁机会，实际上相当于加入了汉时的干部培训班。至于司马迁如何获得郎中这个官位，根据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说法，是因为司马谈的原因。但汉时郎官官位获得，大概有三种机会：一是军功或其他功劳，二是巨富，第三则是有人保荐。根据史料记载，以司马谈家境来看，因为有钱能成为郎官，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司马谈要成为二千石官员，司马迁才有可能获得后补为郎中的机会，又或者，司马谈因为参与制定封禅大典礼仪的制定，获得了武帝的格外恩准。

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像东方朔或者司马相如一样，因为才华而被人举荐。所以，我们到宁愿相信，司马迁是因为其才华，被举为孝廉，而出仕为郎。当然，这其中不可能没有司马谈的原因，因此，《报任安书》中大概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已。

司马迁初为郎中期间，曾奉命出使西南。西南指的是现在的四川南部、贵州、云南、广西一带。武帝时期，这一代大约有夜郎、滇国、靡莫、邛都、昆明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或多或少与当时的南越政权有着密切联系。汉时，出于对南越政权的压制以及探寻一条西南“丝绸之路”的原因，汉朝势力曾不断渗透于此。

公元前111年前后，汉朝发动了平定南越的战争，并于第二年灭亡南越，并趁势平定西南夷，设立了郡县级行政单位。并多次派使者肩负监督与安抚使命，司马迁与其前辈司马相如都曾负有相同使命出使西南。

其中需要说一句的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即出于这段历史时期。夜郎在现在的贵州省一带。当然，夜郎王问的并不是司马迁，而是司马相如之前一个叫唐蒙的汉使。当然，同样的问题，滇王也曾问过。后来他们知道大小之后，就投降了汉朝。这个成语后来常用来比喻井底之蛙，不自量力。但于当时，夜郎国有精兵十万，即使是当地最强大的南越国，也不能臣服，怕也不是什么蛮夷小国。

司马迁此次出使，大概是他继承父亲成为太史令之前，唯一的政绩。从历史记载情况来看，他完成的应该中规中矩。

司马迁回朝复命后，受司马谈临终训命，三年后，即公元前108年，继承司马谈成为汉朝的太史令。在担任太史令期间，司马迁应该接触了大量的国家藏书，并且与壶遂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因武帝改元太初而得名，其对中国最深远影响的意义在于首次将正月定位算守，并使二十四节气，完全融合于历法，更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

大约在《太初历》颁布实行后的同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伟大历史著作《史记》的创作。这部书原名《太史公书》，今人考证，大概在东汉末年的桓帝时，才改称为《史记》。

根据司马迁自书，史记共分为十二本记、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十表，共一百三十篇，总计五十二万多字。现今留传的《史记》，肯定有遗失与被后人删改的，但大体风貌似应有保留。这在文言文时代，可谓宏篇巨著。其中著名的篇章，已被选入课本，我们也比较熟悉。司马迁当初的志愿是要将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但却因为李陵的原因，差点让此书未能完成……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他们的祖上，就是那位号称只需二十万人就能灭了楚国的秦国大将李信。当然，李信后来败了，所以秦始皇不得不用六十万人请出老将王翦。不过后来，李信还是捉住了燕王，一雪前耻。

那李信算名将吗？

显然，李广与李陵的本事与命运，与自己这位先祖颇为相同。虽然司马迁出于自身的好恶，在《史记》中塑造了飞将军李广的名将风姿。但客观来讲，李广确实算不上名将。

或者准确来讲——大将。

按照《孙子兵法》的标准，为将者需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按这个标准衡量，李广大概只具备智、信与勇。从他杀俘虏来看，仁是谈不上的。而他统兵，基本上军纪比较涣散，严也是谈不上的。但他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估计可算有信。士兵也因此而“乐为之死。”但事实证明，士兵虽然愿为李广而死，但并不代表他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

更何况，孙子兵法的将有五德，只是为将的基本标准，李广并不具备，更谈不上要成为名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李广为什么没有封侯？

其实忽略了所谓的生不逢时，以及他曾杀俘虏的所谓天报。简单说就是李广并并没有达到汉时足以封侯的军功。或者直接说，他砍的人头达不到数量。

他并不是生不逢时，只不过，他可能更是一员冲锋陷阵的战将，而并非独挡一面的大将。

李陵其实与李广是相似的。

李陵是汉奸，叛徒，无需置疑。不管司马迁如何对李广和李陵有多少好感，改变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实，而且，他的投降在司马迁的辩护之词外，还是有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在内的。

李陵是遗腹子。他的父亲李当户，大约是因为李广曾俘虏一个匈奴的当户，而为他起了这个名字。李当户年轻时，因为李广九卿的身份而被选为郎，陪侍武帝身边。他唯一可讲的事，就是差点儿打了对武帝不规矩的宠臣韩嫣。但他早死，死的时间根据史学家推测，大概在李广自刎之前。

李陵年轻时，被选入建章营骑。建章营骑是后世羽林军的前身，大概可算是武帝亲自训练的近卫军。根据《汉书》记载推测，他应该担任了建章营骑的首领。自于他发际的原因，根据汉时残存史料推测，因为李广是不大可能的，那么只有可能是因为他是所谓的死于国事之后，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来自于司马迁的推荐。

司马迁推荐李陵的事情，稍后再说。

但汉武帝显然对李陵宠爱有加，并有意栽培。究其原因，大约出于对李陵家族将门之后的一种期待。李陵在兵败匈奴之前，曾指挥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千多里，但并未与匈奴发生战斗。其实这个场景很熟悉，就是汉武帝其实也希望李陵能象当年的霍去病一样，年少就立下不世之功。

随后，李陵长期驻守边疆，但并没有记载他在这段时间曾与匈奴发生过什么战斗，他曾经做为李广利的后队，接随李广利出击过一次匈奴，但也没有与匈奴发生正面冲突。其实，也可以说明，在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之前，他并没有过什么实战经验。

李陵兵败的浚稽山大约在现在的蒙古国。这一战的起因，大约是这样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攻击天山一带的匈奴右贤王所部，命令李陵为李广利的保障后勤。但李陵不干，非要用五千步兵独挡一面。

这里面可能暗含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李陵很想立功封侯，这一点或许是想完成李家祖、父两辈都未能完成的封侯宿愿。二是李陵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或者直截了当说，李陵多少有些恃宠而骄。汉武帝是了解李陵的，所以直截了当问了一句：你不愿在别人手下吗？并且，武帝是不赞同李陵独自为将的，所以，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我没有多余的战马给你。

这句话很有意思，是没有多余的马吗？

汉朝缺马是显然的，但再缺，也不会没有多余的马给李陵，只不过，武帝考虑到李陵年轻，没有实战经验，因此并不同意李陵的请求。但李陵表示，既使用步兵出战，他也非得独挡一面，所以，武帝壮而许之。

“壮而许之”，表达了武帝的用人观，同时也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对于英雄情怀的赞许。但赞许归赞许，武帝还是对李陵不放心的。这种不放心，应该来自于长期以来武帝对于李陵的了解。就是认为李陵勇则勇矣，但独自为大将的能力，还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汉武帝决定派路博德做为李陵的接应。

路博德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曾跟随霍去病出击匈奴，立有军功，被封侯。汉武帝平定南越时，路博德曾作为伏波将军，平定了南越，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海南岛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路博德平定岭南后不久，就因为犯法，被削官罢侯。犯法的原因，根据《汉书，功臣表》记载，原因是知子犯逆不道罪——这句话也有记载是兄子犯逆不道罪。

需要解释的是，犯逆是违反的意思。而不道罪，则是古代十恶不赦罪之一。所谓的不道罪，换成今天说法就是将别人家灭门。显然，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罪行，路博德因为此罪而被连累免官，当然是因为犯罪者在其中利用了他侯爵的身份。

李陵时代，路博德被朝廷起用为强弩都尉，也在北部边境镇守。武帝安排路博德为李陵的接应，显然是想利用老将的经验，为李陵击击匈奴加上一些保险。

但路博德对这一安排有一些不同意见。他上书武帝说，李陵选择的出击时候正值秋季，匈奴应是兵强马壮的时候，不如将李陵留至春季时再出发，到时候他和李陵兵分两路，必能获得胜利。

但这个上书引起了武帝的误会。武帝认为：李陵当年虽然表达了英勇，但很可能返回去后，也认为自己以五千步兵出击匈奴的举动太过冒险，所以挑拔路博德故意上书。

而司马迁认为：路博德因为曾经当过伏波将军，地位与资历远高于李陵，不愿意作为李陵的后应。

路博德是不是耻于做为李陵后应，姑且不论。但做为沙场宿将，应该说他的建议是稳妥与中肯的。因为对于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来说，秋季牧草肥美，战马正当肥壮。而春季青黄不接，肯定会影响匈奴战马的质量。但问题是武帝为什么会因为路博德这么一个上书而怀疑李陵出尔反尔呢？

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后，武帝斥责路博德与李陵。命令路博德向河西阻止入侵的匈奴所部，又直接命令李陵九月份出兵，先到浚稽山“徘徊观敌”，如果没有遇上敌军，就按当年赵破奴的进军路线，转到受降城休养。

从这份命令的内容来看，汉武帝并没有要求李陵找匈奴主力决战。甚至可能还是以轻兵的安排，为李陵规划了进军路线，其中还是表达了对于李陵的喜爱与保全。

李陵如约出军，徒中还派遣了使者回庭向汉武帝汇报，以示他无畏敌不前的行为。但使者刚走，他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

接下来的战斗，司马迁与班固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李陵如何在八万匈奴优势骑兵包围下，转战拒敌的神勇经历同，基本上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奋勇杀敌，力战无援，被迫降敌的李陵形象。但，是这样吗？

假设史书的记载完全是正确的。那么李陵本次兵败，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以五千步兵攻击匈奴单于主力，有取胜的可能吗？李陵为什么要向武帝提这样的要求。这从武帝的一开始以李陵为英勇，随后又怀疑李陵畏敌来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向武帝提这样的要求，李陵想干什么？

第二，从战斗过程来看，李陵居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因为看来有些迷信的原因，发现军中居然有随军的营妓。那么，这个发现是偶然的吗？显然，如果是偶然，他平常是如何治军的，如果不是偶然，李陵又是如何治军的？显然，这与所为名将说法，极不相符。

第三，李陵曾在危急时候，便衣出营，说要单身去刺杀匈奴单于，返回来后却感叹肯定是败了。那么，怎么能不知道李陵要逃跑？因为逃跑失败而感觉必败呢？当然，如果他真的是去刺杀匈奴单于，那也只能反映出，他怕是已举止失常了——或者吓破了胆。

第四，最后弹尽粮绝之迹，李陵下令分散突围，但突围过程则有些作鸟兽散。李陵口口声声说他如不死，就不是壮士。但连韩延年都力战而死，李陵却投降了。

李陵为何投降？

想学赵破奴当年被匈奴抓获而又逃归汉朝？汉武帝等了他一年，然后又派人带兵接应他。结果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在匈奴为匈奴人训练士兵了，所以，武帝才将李陵家族灭。

当然，后来李陵辩解说替匈奴练兵的是另外一个姓李的汉朝降将，但安知李陵就没有替匈奴人训练士兵？最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居然派人刺杀了这个姓李的将军——要说，灭他全家的是汉武帝，他杀同是降将的人干啥？

而且，李陵投降匈奴后，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娶了单于的女儿，还被封为王。如果什么也不做，就得了这样的好处，那恐怕投降的人多了吧。

反对来再说武帝，从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匈奴后到灭李陵家的表现来看，并不能说武帝残暴少恩。如果连李陵这样卖国，连家属还优待的话，那如何面对国内那些力战而殉国的忠诚家属？

又置律法于何地？

那么反过来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得罪的事情。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全部出发点，只是他个人对于李陵的了解与猜测——这其实根本是占不住脚的。

事实就是李陵投降了匈奴，而这个事实无可抹杀。武帝不办司马迁，怕是无法向全天下交待。

但司马迁为李陵说句好话，就会被判处死刑吗？

司马迁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的举动，使出战无功而返的此次战役主将李广利很没面子，所以武帝恼羞成怒收拾了他。但这个理由，莫名其妙，李广利已封侯，本次出战因李陵遇到了匈奴主力，而李广利没有遇到，与李广利没有任何关系。武帝怎么会因为这个原因迁怒司马迁？

那么，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司马迁公开为叛徒辩护，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司马迁举荐了李陵。

当然，这些由于史料的缺失，怕只能算是猜测。

其实可以看出，李广与李陵都缺少名将的基本素质，李陵更是不如其父远矣。如果只是一味的轻信司马迁对李陵充满好感的记载，对李陵这么一个贪生怕死，公开投降卖国的，愧对武帝的亲手培养、提拔，愧对李氏称祖的李陵听之任之的话，恐怕是交待不过去的。

所以，武帝必族李陵，也必杀司马迁。

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为了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甘受腐刑——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历史记载来看，汉朝的律法还是相当严格的。李广、苏建等抗匈奴名将，都曾因为犯法而被判处死刑，他们都交了赎命的五十万钱而保全了性命。但因为没钱，而不得不选择腐刑的，也只有司马迁了。

李广、苏建等人后来又被武帝重新启用。也可以看出，武帝朝法是法，人情是人情。而司马迁受腐刑之后的际遇，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司马迁后来曾提任中书令。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书令与后世的不同，在汉武帝时，其实是中书谒者令的省称，也即是尚书令的另一个名称。这是个佚千石的官员，虽算不上大官，但却是武帝朝开创的内朝的核心。

史载后来武帝对司马迁宠任有加。司马迁也终于在中书令这个位置上，完成了千古巨著《史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迁是如何死的。

他还是死于李陵，大概可能是这样的。

司马迁被处腐刑后，虽然仍然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但他内心中，应该对于当被武帝因李陵事件迁怒于他而不满。所以，他将这种不满情绪带到了《史记》当中，而被汉武帝看到了。

根据卫宏的《汉官仪》注记，司马迁将自己的不满情绪带到了《景帝本纪》中，对景帝应有不尊重之辞（也有可能他写的是事实），所以武帝怒而删之，但并没有降罪于司马迁。司马迁后来因为举荐李陵不实，被处以腐刑，因此对此事有怨言，故被下狱，然后在狱中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卫宠是东汉初期的学者。他距离司马廷时代最近，他对于司马迁死因的说法历来为学者争论。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恐怕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问题在于，处以腐刑与有怨言并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司马迁所谓的怨言就包含在《史记》之内，至于下狱死，恐怕完成了《史记》的司马迁，再不愿受辱，所以自尽了吧。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后来嫁于杨敞为妻。杨敞是宣帝朝的丞相，杨恽看到当时朝政相对清明，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自于李陵，后来参与了匈奴对汉的战争。有评论认为，这次战斗匈奴精锐之师，居然打不过汉朝御史大夫商丘成所率领的疲惫之师，怕是李陵在其中不出力的原因。

这是后世为李陵辩护的重要证据。

前面已分析过，李陵显然不是什么名将。那么，商丘成一定是不知兵的文弱书生吗？我们在已前的文章中已多次说过，出将入相才是古时文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所以这个分析显然是想当然。

再者，汉朝之所以能在与匈奴作战中屡获胜利，不能不忽视军事技术以及汉军战斗力的因素——这一点，在《陈汤》传中有过明确说明。而李陵只所以能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八万骑兵，也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李陵在匈奴二十五年，日子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不错。除了参与了一次对汉战争外，他还被单于委派劝降过苏武，只是被苏武严辞拒绝。苏武是苏建的儿子，当年与李陵是有交情的。而从苏武身上对比，李陵显然差了许多。

李陵曾给苏武写到一封信，倾诉了自己“被迫”除匈奴的心路历程，文中似有深深无奈。但，无奈归无奈，他毕竟投降了匈奴，而且，在匈奴过的还相当不错，这一点无可解释。

后来，李陵的孙子因参与匈奴内乱，被呼韩邪单于所杀，他的子孙，在汉朝的应该被杀光了，所余下的，大约就是在匈奴的一脉了。

那么最后，司马迁为什么要胜赞李广与李陵呢？

我觉得，可能李广的遭遇，更能激起司马迁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吧。

他肯定是良史，但未必不偏颇。

而《史记》则肯定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