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攻陷了江宁（今南京市），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都城。

为了钳制天京，清廷派钦差大臣向荣领兵一万人，在南京城东孝陵卫驻扎，号称江南大营。派钦差大臣琦善领兵一万人在扬州城外驻扎，号称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遥相呼应，直接威胁天京、镇江、瓜洲等地，并能够阻止太平军东进苏州、常州等地。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是清朝为剿灭太平天国所集结的、直接听命于咸丰皇帝的两支野战部队之一（另一支野战部队，是僧格林沁亲王率领的蒙古骑兵），清廷非常重视，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所调集的军队，由全国各地素质最好的绿营官兵组成。清廷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粮饷需求。

相比之下，清廷对曾国藩的湘军就极为苛刻。曾国藩得自己组建军队，自己开展训练，自己筹备粮饷——等于是自带干粮为清朝卖命。曾国藩打了几个胜仗后，咸丰皇帝很高兴，要将曾国藩提拔为湖北巡抚。但他转念一想，担忧曾国藩权力过大，随即收回这一任命，仅仅给了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职。

不过，清廷寄以厚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多次被太平军围歼，以至于难以成军。倒是咸丰皇帝并不看好的湘军，于1864年攻陷了天京，平定了太平天国。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为何搞不过曾国藩湘军？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兵源上不及湘军。

如前所述，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兵源来自于绿营。绿营如八旗军一样，早已沾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几乎个个都是兵油子，战斗力不堪一击。就如曾国藩所言，这些士兵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糜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

与此相反，曾国藩在招募湘军时，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标准，将那些“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的人统统拒之门外，概不收用。这样招募的士兵，老实肯干，战斗力远远超过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里的那些兵油子。

二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组织上不及湘军。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来源于全国各地，有的是四川兵，有的是广东兵，有的是湖南兵，有的是浙江兵，有的是山东兵，不一而足。他们的将领之间，士兵之间，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勾心斗角。比如，江南大营中的钦差大臣向荣与部将和春素来不和；和春担任钦差大臣后，又与部将张国梁矛盾重重。江北大营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湘军就不同了。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与湘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因此，部队非常团结，犹如铁板一块。

三是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纪上不及湘军。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纪的败坏，无人不知。将领随意克扣粮饷，中饱私囊；士兵则欺压百姓，吃拿卡要。有一次，四川的士兵和湖北的士兵强抢民女，为争夺一个民女大打出手，引得旁观者讥笑：“从来攻城时，末见今日武。”

一名美国传教士这样描述江南大营：“不像军队，形同市集，吃喝玩乐，大烟娼赌俱全。”

搞笑的是，1860年，李秀成率部击溃江南大营后，江南大营“兵趋苏州，骑千余先至，女兵居半，谓是张玉良兵妻女”。这是说，在逃跑的部队里，竟然有一半是女人。由此可见他们平时的生活，是多么腐化堕落。

胡林翼如此评价江南大营：“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其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与纵歌酣酒，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极乐忘疲，以致兵气不扬。”

曾国藩对湘军纪律抓得很严，绝不允许将领克扣粮饷。他一再强调：“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

如果有湘军将领敢克扣粮饷，那么他面临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有一年，湘军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就是因为克扣粮饷，被曾国藩上奏朝廷，以军法论处，丢了脑袋。

【参考资料：《清史稿》《曾国藩全集》《曾国藩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