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79年，云贵总督李侍尧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奏折中提到了十多年前自己在湖广总督任上的一则见闻：汉口的集市上到处是铜料，除了被老百姓拿去铸造铜料以外，官府也大量收购市面上的铜料，以铸造铜钱。

当初李侍尧一直没想明白汉口的铜料是哪儿来的，但是国家缺铜，地方在其位谋其政，急着拿着这些铜料铸钱，同时还能从铜贩子那里征点税，而对于铜的来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清代汉口逐渐发展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各类货物流通交易，图为清代晚期的汉口街市图

在李侍尧担任湖广总督的十年以前，湖北巡抚张若震就已经在奏折中提到过，户部武昌“宝武局”铸钱所用的铜料为洋、滇、汉三种：洋铜即通过海外贸易从日本和南洋进口的铜料，滇铜是云南官办矿场的“官铜”，而汉铜则是汉口市面上“来路不明”的“商铜”。再往前上溯数年，湖广总督也曾谕令“北布政司买备汉口上好客铜，并令该司亲赴钱局率同监铸协办等官，详细试铸”。

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了将近三十年，一直到曾任湖广总督的李侍尧到云南上任的时候，朝廷才发现，汉口所见的这些成色品相都优于滇铜的“客铜”，竟也都是从云南运过来的。

“铜斤之弊，患在走私。风闻汉口商铜聚集甚多，实为滇省走私之据。而泸州水路系官铜正运，恐奸商巧侩即乘此串混夹带，一水运至汉口售卖，更为捷径。”

李侍尧痛心疾首地在奏折中写道。

云南“私铜”外运的一般路径在李侍尧的笔下渐渐清晰起来：它们从云南各个不知名的矿场装船出发，混在顺金沙江而下的“官铜”运输队伍里经泸州运到汉口。汉口号称“九省通衢”，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以汉口为中心，云南的铜就这样流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大清国对“私铜”的千般防范，也就在这个西南边陲多山的省份被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01

不知所来的“商铜”之谜

对于采矿贩铜这种事情，圆明园里的乾隆皇帝心里是有一万个不赞成的。

摆在明面上的理由是，矿山为“天地精华”，采矿会使天地间的“灵气”耗散，对大清国运不利，而且大量人口去从事采矿这样的“末业”，毕竟不是“务本”，有违圣人的教诲。当然，在各种内阁保存下来的朱批谕旨里，乾隆皇帝还透露了另一层考虑：如此众多的人口聚集在矿山这样的地方，难免以后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对大清的万世基业不利。

但是，乾隆皇帝的理想再高远，立场再坚定，也耐不住大清朝赤裸裸的现实：铸钱用的铜不够了——乾隆年间，每年铸钱所用的铜都在6000吨以上，1759年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9874吨，而各省官营的铜矿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起先，大清国还能从日本进口“洋铜”。1639年，德川幕府颁布了最后一道，也是最严厉的一道“锁国令”：全日本的海外贸易都被严格限制在长崎的出岛，贸易对象也仅限不会向日本传播天主教的荷兰、中国、朝鲜等国。在大清国最初的几年，大量铜料便从长崎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但日本毕竟也不是一个多铜的国家。在平安时代末期的平清盛政权时，平氏为了从中国宋朝获得铜钱维持贸易，甚至将权力中心移到了靠近大海的难波（大阪）附近。现在眼看着本就匮乏的铜竟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吝啬的“米将军”德川吉宗当然看不下去了。17世纪末开始，幕府对铜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长崎的铜贸易便渐渐萧条了下来。1715年，从日本购的铜料数量从之前的每年400至700万斤骤降到了130万斤到200万斤左右。“洋铜”供应稀少，且价格腾贵，几乎是卡住了大清朝廷铸钱事业的“脖子”。

▲日本长崎出岛 锁国令颁布后，长崎成为日本与中、荷等国贸易的唯一出口

官方组织的矿场与南洋少量的铜供给，对大清国数亿人的货币需求来说，渐渐成了杯水车薪，“商铜”在大清国库的账目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1745年开始，“宝武局”采购汉口商铜的比例就开始逐年扩大。1748年还是“三三配铸”，即滇铜、洋铜和“汉铜”各占三分之一，到1757年，“洋铜”已经彻底退出了宝武局的采购清单。距离汉口数千里之遥的山西太原宝晋局也是汉铜的大买家，该局每年有十万斤的铜料来自汉口，另外还有从苏州购来的大批铜料。

谁都知道，这些“汉铜”其实“来路不正”，但是为了维持一个合理的铜价，谁也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这其中的道理说起来也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铸币方如果严格审核那些铜源，则铜供应必然不足，铜价必然上昂；而铜价上昂，则必然促使更多人私自融毁铜币，加剧货币的短缺。

1751年的时候，乾隆帝曾经下旨，“铜铅交局，一遵定额。所有余剩铜、铅，应听其售卖，以济京师民用，未尝不可。”即，官办的矿场每年可以有一部分铜、铅用来售卖，但是这些矿产数额在总产量中其实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

巨量的“汉铜”究竟从何而来？这个未解的谜团的答案，直到1779年才经由李侍尧的这份奏折上达皇帝的案头。

02

长江铜路

1779年李侍尧的这份奏折解答了“汉铜”来源的疑问，但乾隆皇帝心里还有更深的疑惑。

在李侍尧任职湖广的时候，云南正在打一场大仗。1762年至1769年间，清廷与缅甸雍笈牙王朝在云南边境进行了四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中，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小舅子傅恒染病去世，朝廷花费了数不清的白银粮秣，最终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一直到战后十年，缅甸才遣使入贡。皇帝自己也承认，“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云南的官道水路上挤满了运送粮秣兵器和士兵的车船，官铜私铜运输都被压缩到了极致。从1766年开始，滇铜外运的数量从1400万斤跌到了800万斤左右，直到1769年才有所回升。为了稳定铜业生产，清政府下令，“照黔省之例，将炉民采获铜斤，准以一分通商，听其自售获利”，即允许矿主将每年10%的产铜当做“商铜”出卖。云南的采铜业就这样大致稳定了下来。

▲近代武汉街景画

但是到了1777年，云南的铜运量却又跌了下来。

这一年，李侍尧从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乾隆皇帝在朱批中称赞这位封疆大吏道，“伊历任封疆数十年，素称老成能事。”李侍尧上任以后，加强了对云南官营矿场和“官治民办”矿场的整顿，大量徇私舞弊的官员被弹劾发往新疆效力。但是，滇铜的运量却因此又降了下来。

李侍尧敏锐地发现，自己当年在汉口市场上看到的价廉物优的“商铜”都是云南矿场的“私铜”。既然现在严格限制了“私铜”，虽然“汉铜”可能因此绝迹，但“官铜”的运输量应该可以很快弥补上这个漏洞了吧。

李侍尧自以为得计，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大事，洋洋得意地等待着朝廷的嘉奖。但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那一年，云南铜运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几乎跌到了1766年清缅大战时候的水平。当年，官营和“官治民办”的滇铜产量，下跌到了859万斤，而四年前的1773年，这个数字则是1245万斤。

在李侍尧上奏的1779年，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上奏朝廷，云南的“私铜”两年间渐渐减少，“近年以来川陕二省运到商铜约十五六万斤”成为商铜的主要来源。乾隆皇帝对此反诘道：“川、陕两省安得有许多铜斤供商贩运，而滇省现有一分余铜通商，又岂能舍汉口而他往？”

乾隆皇帝算着这样一笔账，即使铜产量下降到了八百多万斤，那十分之一的合法商铜也得有八十多万斤，为什么汉口市面上十五六万斤的川陕铜反而成了“大头”？

对此，督抚二人覆奏了滇铜减少后汉口铜业萧条的惨况：原有12家专营铜材的行户，到如今倒闭了7家，剩下的5家经营状况也实在堪忧。看来，之前汉口市场上流通的“商铜”，的确都是出自云南，而云南“私铜”供应减少造成了汉口铜市的萧条。

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冥思苦想良久的乾隆皇帝终于想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李侍尧严厉整顿官矿，打击盗卖官铜，给各个矿场制定严格的缴铜任务。一些产量较低的官营铜场不得不采买合法商铜以完成指标，而经营之前产量较高的铜矿也变得无利可图，官营铜矿人浮于事，私营铜矿朝不保夕。看起来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却造成了更深刻的矿业危机。

• ▲每年都有数十万斤铜料沿着长江经泸州抵达汉口行销全国，包括官营的“滇铜”和“私铜”，而本不合法的后者到了汉口就变身成了合法的“商铜”

在云南是非法的“私铜”，到了汉口便摇身一变，成了合法的“汉铜”，成了大清国库离不开的救急良方。事到如今，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到1781年，皇帝对要求严禁商铜交易的官员奏章批复道：

铜斤为民间必需之物，不能一日缺少。若将各厂抽课各官所剩余铜，概行禁止商民售卖，则民间所用之铜从何而出？即使厂中稍有偷漏，为数亦属无多，不特铜价因此昂贵，而小民等需用孔亟，必致将官钱私行销毁，改铸铜器，即钱价亦必因之倍增。

经过几十年扭扭捏捏的“改良”与“反改良”，乾隆皇帝与大清各级官员已经完全接受了商铜行销天下的事实。虽然他还在某些场合对民间私自开矿显得痛心疾首，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铜供应形势，这位“十全老人”也只能选择原谅现实。

03

沉寂

就在李侍尧严厉整顿云南矿业的时候，他自己却也深陷腐败的泥潭之中。

1780年，云南粮储道海宁上疏弹劾李侍尧“贪纵营私”，乾隆皇帝命尚书和珅等人查实，李侍尧对此坦诚不讳，承认自己收受了道府以下各级官吏的贿赂。

乾隆皇帝大怒，判处李侍尧斩监侯，第二年才赦免他并派他去甘肃平叛。李氏在云南的铜业整顿也不得不告一段落。汉口铜市也就这样走过了它有惊无险的第二次危机。

1793年，闽浙总督李侍尧在因平台湾之功图形紫光阁后一个月后去世，这一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会见了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伯爵一行。伯爵的随员用三句话总结了这次不愉快的出访：

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英国人失望而归，乾隆皇帝也对这个无礼的“外藩”大为不满。

两年后，在位满六十年他宣布退位为太上皇。他自己认为，自己六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终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799年，乾隆皇帝走完了他漫长人生，而也大概就在同一时刻，英国人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新方法。从1800年开始，鸦片从英属印度输入中国的数量逐年激增，中国的白银也开始大量流向英国。

▲十九世纪印度的鸦片仓库

白银的外流使得银铜比价逐渐失衡。“1两银子=1贯铜钱”的比价渐渐失灵，一两银子折铜渐渐升高到1600至1700文之间。银铜二元的货币体系在这巨大的冲击下开始慢慢解体，而大清王朝也一步步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

几乎就在大清帝国的国运走向下滑曲线的同时，云南的采铜业也一日不如一日。人口激增，矿脉枯竭，植被破坏乃至大清国日渐沉沦的内外形势都成了铜矿产量减少的“加速器”。

乾隆皇帝在位的前四十年（1736-1746），云南采矿业急速发展。不论是官府铸钱事业对“滇铜”的巨大需求，还是汉口、苏州日益扩大的商铜市场，都是让那些沉甸甸的货船载着铜锭顺江东下的不竭动力。这四十年间，铜产量最高的滇东北地区为了开矿、采集铸铜所需的木炭燃料、修整运输铜料的道路船舶，前前后后砍伐了2900平方公里的林地。

1771年，49岁的湖南按察使王太岳调任云南。此时滇东北地区因为过度的矿业才发，“近山林木已尽，夫工炭价，数倍于前。”

“始悔旦旦伐，何以供灶薪。”这位翰林出身的诗人官员哀叹道。

但面对开采矿山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王太岳给出的解决方案却还是在密林的更深处采挖新矿。

云南山高脉厚，山广矿砂，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必不深，而工亦不费，兼地僻林萃，炭亦易得。

——《清史列传·文苑·王太岳传》

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之下，在李侍尧到任以前，云南的采矿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李侍尧的“雷霆手段”可能只是这漫长的衰落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催化剂。

李侍尧离开云南之后，云南的铜矿产量一直没能恢复。1774年至1801年的二十多年间，云南东北部采铜量总体保持在4700吨左右，而1736年至1774年，这个数字则为6400吨。而到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滇东北每年的铜产量降到了3100吨。

1855年，云南的生态问题达到了1950年以前的顶峰。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造成的旱灾、洪灾对云南的农业与矿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农业减产造成大量人口不得不通过矿业维持生计，但矿山此时也面临着更严重的减产威胁。

为了争夺为数不多的矿场，宗族、地域、信仰等问题的矛盾日益加深。就在1855年，大理城爆发了为争夺矿场而发生的激烈械斗，秀才杜文秀乘机起兵，占领大理，并很快席卷云南全境。这场起义直到1872年才被镇压下去，而“滇铜外运”支撑整个大清国运的盛况也随着战火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

百年兴衰，不过弹指一挥间。

时间的指针再次回到1779年那个炎热的午后。金沙江面上航船沿着湍急浑浊的水流向东北方向开去，船体被沉甸甸的货物压到最低，老船工抽着旱烟。江畔的驿道上，矮小的滇马载着驿卒背对着夕阳，发出粗重的呼吸声。浓烟滚滚的山间，依稀听得到矿工们粗重的号子声。

这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在历史上会留下怎样的印记，而未来的路，却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铺就完成。

参考资料：

杨煜达：《滇铜、汉铜与清代中期的汉口铜市场》《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

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编辑：大司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