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昭堂

1900年，李鸿章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整个广东。

广东，自明末至清末时期，有三股黑道势力横行，号称“二政府”。这三股势力，即是“反清复明”组织、海盗同伙、地方恶霸同伙。“反清复明”组织之初主要是针对清政府的破坏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逐渐形成了的黑道组织性质。海盗和地方恶霸同伙两个组织，既与清政府作对，也拉拢地方官员入伙。此时的广东已是通商大埠，外国船只在海上运输，经常受到威胁。海盗不仅抢掠国外货轮，而且对百姓船只也时常骚扰。地方恶霸势力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打家劫舍、欺压良家民女，无恶不作。三股黑道势力，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与清政府对抗，也严重伤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的社会治安到了十分混乱严重程度。

反清复明（来源 | 影视资料）

旧广东黑道势力形成已久，1885年，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1898年岑春煊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清政府对广东黑道势力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粤东盗甲天下”则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1889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打入京城政治冷宫近4年。李鸿章刚复出，署理两广总督，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

1900年，李鸿章在两广总督府拍摄的照片

1890年1月18日，李鸿章来到广东上任，他要以他所尊敬的家乡合肥人——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包拯为榜样，学习他在广东肇庆心想贫民，解决饮水问题，保护自然资源，有计划开采端砚石，任职颇有作为临走不带一方端砚，受到肇庆百姓的爱戴。李鸿章通过调查，上任十日后，便决定从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事情抓起，解决广东土匪横行、治安混乱的问题入手。

整顿社会治安，一举三得。不仅是广东百姓最关心问题，而且能受到贫民百姓欢迎；也是清王朝感觉十分困扰的问题，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同时也得到洋人积极支持，也避免给列强侵略的口实。

首先，设立打黑机构，成立缉捕总局，各个地区不同开设派出机构。动用所有的军力以及乡勇，兵分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未查到确切数字。据1901年1月16日《申报》报道：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而此时早已过了打黑的高潮，这时李鸿章已经回京半年时间了。在打黑高潮期间，出兵数量会更之大，可见一斑。

其次，筹集严打经费。打黑确实需要一大批经费开支，而且两广总督府经费捉襟见肘，李鸿章采用了没有办法的下策。向清王朝讨要全面放开广东的赌博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让广东原有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为此，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也是“宏丰”公司大股东。他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赌博业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

清末赌博业（来源 | 新浪）

三是，实行严打。李鸿章除向清王朝讨要全面放开广东的赌博业外，还向慈禧太后讨要了“就地正法”权。3月14日，得到了经清王朝政府批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死刑审判权下放到广东打黑活动中。一时之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黑道头目的首级。李鸿章在这次打黑中大开杀戒，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1900年3月1日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这只是打黑除恶活动刚刚开始的数字，“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而据瓦德西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四是，李鸿章在打黑的同时，也大抓广东和谐建设。此时义和团正席卷华北各地，其主要根源就是西方教会在列强外交官的支持下，教会利用超国民的“领事裁判权”，为信教民众（“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利益，这令“教民”在乡村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身份，刺激了非教民对教会及洋人的痛恨，导致八国联军在华北发动的侵略战争。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2个月（2月24日），就明确规定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准牧师打着传教幌子，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严惩，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动乱争取了外部环境，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

五是，李鸿章在打黑除恶过程中，严格掌握分寸。慈禧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追杀康有为、梁启超及康党成员。而李鸿章在打黑中，只是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只抓刑事案件，不碰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讲政治”一种手腕。对于康党、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不但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还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建立默契关系。他还表态说：我绝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从1900年1月18日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因清王朝电召离开广州北上，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下大力气开展打黑除恶，只能治标未能治本。不过，经过在广东严厉打击黑道组织的嚣张气焰，确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短暂的“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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