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民族指的是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及其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换句话说——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这以上四项，可用作民族区分和界定的标准。

可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民族大概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在最初的一千年里，它作为大致符合上述四项标准的民族，主要聚居在中东的迦南地区。但是到公元2世纪时，这种格局被摧毁。因着罗马人的驱逐，犹太被迫离开迦南，从此四散飘零。

流落异乡的后犹太人，共同的聚居区不复存在、民族语言希伯来语也逐渐被各地的土著语言取代，甚至连种族成分都被大幅稀释——犹太人最初是白种人，但几千年来与不同异族通婚，犹太人已是白、黄、黑各种族混杂。再加上犹太民族本来就规模较小，到现在也不过几百万人，按道理说，这种丧失了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语言等特征的小型民族，完全应该被其他民族同化，进而消亡。

但犹太人却顽强的坚持了下来。尽管他们2000年来飘零各地，饱受歧视，但一直坚持了独立的精神信仰体系——即犹太教。凭着这根宗教纽带，遍布全球，相互间造无往来的人们，依然在精神上维系为一体，进而确保了民族的延续。

犹太人何以能做到？在云石君看来，这跟犹太民族的经商传统大有关联。

犹太人商业基因的由来，云石君在上一节《地缘政治：犹太民族为何保守排外》中曾有分析。简单的说，犹太人早起生存的迦南地区，乃至其所归属新月沃地这个地缘板块，乃是早起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迦南地处新月沃地的中央，是新月沃地两大主要板块——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连接中枢。

这种地缘区位，意味着迦南也同时成为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商业贸易的中间纽带。定居于此的古犹太人靠山吃山，得以孕育出民族的商业基因。

但这不过是犹太商人的最早起源而已。随着犹太人被罗马赶出迦南，没有了这块商业宝地的支撑，按道理说不用太久，犹太人就会放弃商业这种谋生技能，然后根据自身所在地区的地缘环境，转而依靠其他生存方式过活。

但问题是，犹太人并非如此，而是将自家商业基因延续至今。

这是为何么？这与古典时期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大有关联。

一直以来，欧洲文明圈政治上就四分五裂。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中枢对边缘各板块的控制力也非常孱弱。罗马灭亡后，中世纪来临，这个阶段的欧洲，政治上更是支离破碎，这与中原王朝对东亚大陆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有着巨大差异。

欧洲政治分裂的客观现实，对欧洲文明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尽管整体上仍旧愚昧落后，但毕竟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么大的地方，各次级地缘板块之间，当然会存在大量的贸易交换需求。

如果欧洲也跟中国一样中央集权，那么这种文明圈内的贸易交换，通常会由中央朝廷统筹包办——就算朝廷无力全部包办，至少也会将它纳入自家掌控。就像在古代中国，内部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换，要么由官方包办，包办不了的，也都交给跟官府关系密切的官商——像晋商、徽商等等来负责。

如果是这种模式，那犹太人压根就没有介入的可能。犹太不过是个边缘少数民族，毫无政治地位，别说建立政府，自己来组织商业交换，就是当个官商都不够格。，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再有商业基因也是白搭。

但欧洲的政治分裂，却让犹太人有了重操旧业的机会。

欧洲文明圈的内部分裂，严重削弱了政治权力对物资交换的掌控能力。在中央集权的中国，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有足够的资源，对社会物资交换予以掌控，商人严重缺乏生存空间，甚至社会地位都很卑贱——说的直白点，你就是给官府打工的，而且无论你跑到哪儿，都无法挣脱朝廷的束缚。

但欧洲就不同了。欧洲文明体系下的政治权力，被国王、公爵、伯爵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瓜分殆尽，每个封建领主的权力边界都较窄，所以根本无法对大范围的物资交换活动予以有效掌控。

封建领主要得到自己想要物资，只能假手商人——这意味着商人的生存空间相对较宽。而且，由于领主太多，彼此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竞争，再加上商业利益对城邦乃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极大帮助。所以，封建领主们，还需要对穿梭其间的商人有所笼络。

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商人非但生存空间广阔，而且实质性的社会地位其实也并不太低——虽然整体来说，欧洲政治权力依然保持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制，不过政治权力的高度分化，使得它们出于相互间的顾忌和竞争，又不至于像秦汉后的中原王朝那样，对商人打压太过——而是与先秦时的中国很有些相像。

商人独立生存空间的存在，意味着犹太人尽管已是一群无根无基的孤魂野鬼，可仍旧具备依靠祖传商业基因谋生的空间和动力——倘若是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治下，哪怕就是百年商业世家，几代传承后，也会忍受不了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中排名最后的卑贱地位，继而拼命要家中子孙读书入仕，通过当官来光大门楣了。

而商业基因的代代传承，对犹太人民族性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前云石君层说过，欧洲政治的四分五裂，使得封建领主们有必要通过商业来壮大自身，故而给了商人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但是，这种政治对商业的容忍，有一个前提——即商人必须有足够的信誉。毕竟封建领主的敌人一大堆，要是商人勾结外地，那领主们岂不是夜不安寝？

为了维系政商之间的信任，保证欧洲商业秩序的有序运转，欧洲商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重视商业道德，尊重契约，把履行契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便是欧洲契约精神的缘起。

第二，商人在政治上必须高度独立性。欧洲各政治势力间恩怨纠缠，地缘冲突、民族对立、宗教矛盾等等，都会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商人如果跟这些麻烦沾上边，肯定会对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构成负面影响——倘若你的出身、立场让部分领主觉得亲近，那必然会让另一部分领主反感，那这国家间游走的生意就没法干了。

所以，商人要想好好做买卖，一开始就得与这些拉拉杂杂的破事儿做切割——而犹太人是到处飘零的小众民族，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政治势力，甚至他们都没有融入基督教文明体系，这种与欧洲任何民族、国家、教派都无直接瓜葛的独立民族，恰恰可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获得那帮国王，还有公侯伯爵领主们的的一直认可。

总而言之，欧洲政治的四分五裂，决定了犹太人必须维护自身的独立民族性，甚至，为防止这种独立性受影响，进而对自己族群的商业利益构成损害，犹太人甚至在社会层面，都滋生出主动的排外动力——比如打造独立的犹太社区，在日常生活上都与当地土著物理隔绝，如此，才可以作为独立第三方，在各国之间游走穿梭。

而欧洲文明体系内世俗、宗教两大权力的持续博弈，更增强了犹太人保持独立民族性的必要性。

本来，中世纪的天主教，那是非常的排外，故而按道理来说，天主教会完全应该铲除犹太教。而且就算抛开精神层面的因素，单单从物质利益出发，教会作为中世纪仅有的可以将权力触角拓展到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势力，它完全可以像古代的中原王朝那样，实现对天主教世界内部物资交换活动的高度管控，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增强自身利益。

可是，教会的这种做法，不为代表世俗权力的封建领主所容。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世界，教权与治权的博弈长期存在。

对欧洲各政治势力来说，尽管它们彼此间也有着严重矛盾，不过抵制教权过分扩张上，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倘若放任教会消灭犹太人，全取欧洲商业利益，那教权的实力将大大增强，进而凌驾于治权之上。尽管欧洲治权的支离破碎，使得政治势力难以高度控制商业，但它们也坚决不允许将这份重大利益送给教廷，基于这种逻辑，犹太人在面临天主教的压力时，治权又为它们提供了保护。

世俗权力为犹太人提供了保护。但反过来，这又意味着犹太人必须确保自身独立气质，绝不能融入基督教，如此方能得到政治权力的庇荫。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对犹太民族能够在欧洲传承2000年的原因，有了个基本的了解。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欧洲并不是犹太人的唯一活动空间。在西亚、非洲，同样有犹太人分布。那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又为何能将民族性维系至今呢？

其实答案就是四个字：趋炎附势。本来，经过两千年的岁月洗礼，在欧洲之外的很多地方，犹太人的民族性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不过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以及犹太人在当代国际地位的大幅抬升，所以许多业已被其它民族同化的犹太人，又重新滋生出恢复昔日民族性的利益驱使。而犹太人小众民族的处境，又使得以色列也乐意通过这种方法，扩大民族规模。这才有了许多看上去已和犹太民族毫无关联的人，却自称犹太后裔的现象出现。

当然，逐利乃人之本性，这一点无可厚非。不过真要算的话，犹太人的咸鱼翻身，其实也就是二战之后的区区数十年间事。在此之前，犹太人在世界上不仅声誉不佳，还经常遭受其他民族迫害。即便是在犹太民族独立性保留的最好的欧洲，政治势力在利用犹太人的同时，也对它有许多限制。当这种限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纳粹对犹太的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