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藩镇，在我们的印象里几乎成了分裂的代名词，但这实际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藩镇又称藩岳、藩垣、藩侯，在历史上不是一个贬义词。《诗经大雅》就有“价人（勇士）维藩”的说法，韩愈致书凤翔节度使邢君牙亦称赞：“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可见，藩镇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央），镇守一方的美称。

唐代的藩镇称作为“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道在名义上是帝国监察体制内的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这一行政实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必须放到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探求。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员辽阔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初置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余，大约与唐代藩镇数目相当。我们知道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守管辖地方并直接向中央负责。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同时约束监督在地方上权限很大的郡守，秦朝采取了御史监察郡守的措施，在各个郡都派了监察御史。

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其数目较之秦代增加了两倍多。这样，中央直接统辖郡县便有不少困难，于是汉武帝时在郡之上又设立了州，把全国分为十三州（但此时州不是行政级别设置），各置刺史以查郡守，就是为了适应中央管辖地方难的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东汉末年，刺史改州牧，拥有财政、行政、军事上的大权，州由监察区变成了行政区，出现了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各个分裂政权内部大都实行了三级制，由于过多地少，天下州郡不胜其多，时人多谓“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隋朝初年废郡存州，又变成了州、县两级。这样，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武帝十三州以前的情况——由中央直接统辖郡县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统领数百个郡，上千个县，势必要削弱中央的统治。于是汉代统治者曾经碰到的情况，又严峻地摆到了唐朝统治者的面前。

唐初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时地派中央使节巡查天下，监察州县。从武则天称帝后，十道巡查已经成为定制。景云二年（711）分天下为二十四都督府，这等于在州县之上另置一级机构，朝廷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还是以权重难制而罢，依然置十道巡查使。开元二年（714）改为按察采访处置使，虽然只是改了名字，但实行的还是监察权力。然而至四年又罢，八年复置，十年又罢，这样置而又罢，罢而又置的举措，充分说明了唐王朝既惧怕地方权势过重，又无力直接控制千百个郡县的矛盾心理。

但是统治手段客观条件（交通、通信）的落后，统治疆域与人口管理又是如此的广袤之多，想有效地实行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在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是时所难免的，唐代的“道”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事实表明，在众多州县之上另立一级机构，不仅是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必然结果，而且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并且随着国情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宋代的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宋真宗时全国共设立了二十六路，府、州、县都在路的统辖之下。元代疆域广阔，在路之上又设置了行省，初步构成了今天行省制的规模。明代改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依然称为省，并且一直沿用到清代以至今天。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中央政府通过设立数目较少的一级机关（如道、路、省）来统领千百个州县，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解决统治技术落后与统治区域广阔之间的矛盾撑起摸索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