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权势熏天的时期，是在天启元年至崇祯一年魏氏身死为止，期间大致七八年。

魏忠贤从一个自阉的市井混混，混到黄运泰、潘汝桢等一班阿腴宵小，稽拜出“九千九百岁”的荒唐媚呼之时；同时，他们在各地都建起了魏之生祠，有的生祠的规制，甚至大大超过了在中国不可逾越的“忠义”的标杆——岳庙、关庙之时，

水满将溢，月圆则亏的客观规律，便毫不留情的发生了作用。

魏忠贤从天启帝那儿，积攒了几十年的信任和宠信，都不能阻止崇祯帝下给锦衣卫的，一张抓捕令牌。所以，还没等到缇骑径至，魏阉便一丈白绫悬梁了结了。

在大明的皇权、宦权、臣权的权力三角中，所谓权势熏天的宦权，在新晋的皇权，轻轻的一掰之下，嘎嘣脆成了两节，余孽也尽受追索。

为魏氏极尽撑腰的天启帝奶妈客氏，勉强算个外戚吧（基于天启帝的极度尊崇，就当她是封建王朝中的一极力量——外戚吧），被崇祯帝让人鞭死在浣衣局的院子之中。

势去如风，满目狼籍……

千万不要藐视大明的皇权，哪怕它是才出生一天的皇权！

很多人以为，大明皇帝个个奇葩。

不是开豹房，就是做木工；或者二十几年不上朝，或者启丹炉、书青词。也有人以为有明一朝276年，除了洪武、永乐帝干过些正事，其他皇帝都是在玩物丧志。

非也，由于专制制度到了明朝，已发展接近巅峰。所以，明皇大多是二千多年以来，封建王朝中最会整合各方力量的精明人才。

给你的宠信和权势，是为了更方便榨出你最后的一点能力，而不是相反。

由于制度的关系，皇权最怕的不是东林党的文臣，也不是权阉，而是大明的武官。

东林、权宦这些傀儡，覆手须倾可压在皇权的五指山下，恣意妄为的魏忠贤，被制度加挂、新晋的崇祯帝一击便倒、毫无抵抗之力，便是明证。

而崇祯朝，仅是明朝最虚弱、最平庸、最可怜的一个朝代。

当然，最可怕的武官们，其结成军事集团的可能性，早被朱元璋用“卫所制”，先知先觉地所分解和融化。

余下的军门勋贵，不是被瓦刺在“土木堡之变”之中一网打尽，就是被争权夺势的东林党文臣和权宦所压制。

皇权那个心里暗爽呀。

直接说“木工天才”天启帝朱由校吧。

他是不是玩物丧志、有无治国之才，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就知道了。

细节之中见魔鬼么。

打过“宁锦大捷”的袁崇焕，论作战能力，在晚明不算是很差吧？

他上了一个奏折，说准备筑城困死努尔哈赤部。这个方法，与后来忽悠住崇祯帝之策，如出一辙。天启帝在忙碌地做完木工之余，顺便问了袁，很多防女真部落中的战略、战术疑问。比如如何防止女真围点打援，如何在努酋来袭时，保护边城外的耕地和边民等问题。

袁崇焕顿感哑口无言。

袁的无语，并非个人能力不够所致，而是有因国力衰减、被魏权阉制约而无法回复天启帝的因素在里面。但这至少说明了天启帝和袁崇焕，都不是昏君庸将。当然，还反映了一点，老袁的水平、运气比李成梁要差点儿意思。

然后天启帝说，“胜无轻谈。”（想取胜，不是这么容易的），又斥责袁崇焕，“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该督抚要踏实做事，别扯那些没用的）。

以上大略纠正了一下，大家对晚明政治力量中主次构成的错觉。

下面再来谈谈后金，为什么攻不进天启帝时的国门。

先说后金。

明敕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比天启帝登基早了三年，宣布因与明朝有七大恨，而举事叛明。

在这以前，努尔哈赤及其祖上，一直生活在李成梁总兵依明国策所造成“力足以自立，势足以对抗，互不通属，各自通觉，不得纠合”的压迫之下抑郁着。

也就是说，万历皇帝施行的是，让女真各部落之间，达到一种“自立、均衡、互抗”的政策指标。

明朝政府的考虑是这样的，如果女真某个部落太弱了，就易被其他女真部落所灭；太强了，易纠结一起，而侵犯明边。

实际上，大明一直在女真各部之间，作着剪强助弱的调节，让女真族各部落，一直处在谁也灭不了谁的争斗之中，而永远没有力量，去侵犯大明之边境。

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果然聪明无比。腿瘸，心眼却一点儿都不瘸，不愧为“柱国名相”张居正教出来的高徒。

然而聪颖的努尔哈赤，一直在大明的压力下，于东北假借“仇隙”之称，东征西讨、四处兼并各部落。

而李成梁出于私心，在后期以“养寇自重”之技，为多多抢夺明庭，为其防区的资源分配，而不断努力着。加上孙承宗的力所不逮，和高第愚蠢的弃关外疆土，而独守关隘之策。

大明对努酋的压力，就仅浮于表面之上了。在很多的战略节点上，出于国力衰减和守将私心，都没实施卡死尚为弱小的努酋之作为。

到了袁崇焕手里，袁也无特别出类拔萃之才，中上等不错的能力吧。

他自然也倾向于以守代攻，保住山海关不破就行了。毫无李成梁在到处挑拨之后，又以宗主裁判之态，四处行惩强扶弱之能。

不过，在宁远城上，袁崇焕用红衣大炮，总算是让努酋认识到，与大明玩心跳，得自己的心脏足够强大才行。

再说魏忠贤。

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纪用作监军。袁上书请求调离指手划脚的太监无效，反受魏阉一党弹赅。巨功仅晋一级，便愤而辞官，朝庭遂以王之臣替之。

仅就这一点，当然不能说魏阉在内推天启朝。但皇权通过宦权，代行监控军权，在战场形势急迫之时，高级军官在临机决断上会颇受煎熬。如果这个军官个性强点、能力也不太突出，就容易被敌所趁。

“土木堡之变”，就是受太监王振所侵，大明勋贵、文武精英尽失。

这就是战争时期，皇权太强的坏处。

它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调节补偿机制，无法对过于强大的皇权，所露出的短板进行及时的补救。

其实，魏忠贤的眼光还是有的。

他看到了东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顾东林党地阻拦，以收工商税，开辟新税源来填充日渐空虚的国库。以弥补了因小冰河时期农税赚收、军费不足的大难题。

否则，明朝国力会衰退得更快。袁崇焕、洪承畴的仗会更难打了。

一收工商税，等于宣布皇权与处于臣权主导地位的东林党，要隔空互怼了。因为这侵犯了东林党经济来源之核心——江南士绅阶层的黑金收入。

要知道，自太祖剥夺了宰相一职后，文官便与皇帝同床异梦了。

上边说过，皇权灭了东林党不易，但遏制住东林党，还是比较容易的，强势代理人魏忠贤一放出来，东林党便被咬得战栗不已、满堂噤声。

还有一个问题，李自成还没有出现。

事后看来，李闯这股力量，从内部打破了明朝原本脆弱的政治平衡，并拖垮极为拮据的帝国财政，还使明朝的军事部署处于左支右绌、处处露怯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李闯的群众基础，要天然比后金好很多。他没有民族基因排异的担心，关内更无长城之阻隔，朝廷剿起来并不容易。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攘外必先安内”，真是治国良言呐！

李闯部是一支农耕社会的起义军。这支队伍无论是在经济血缘上，还是在民族血统性上，天生对大明的经济体制和民众具有亲和力，并因此能得到民众，在物资和精神上地双重补充。

而仅凭后金这些游牧民族的无根飘萍去折腾，反观后金，它既无强大的财力补给、又无充沛的兵员补充。以落后的奴隶制度，也无法长期对抗更为先进的、农耕社会制度下的大明官军。

当然，后来经过努酋的努力，以及到处地和纵连横、抢占基地，游牧习性有向农耕社会靠拢的趋向。

但由于满族地处满、蒙、朝鲜，不同族国之间，到处充斥着基因排斥的民族、国际的恶劣环境，后金比起李闯在同族中的本土作战、融民为兵，要打败明朝，显然就难了许多。

满清这种先天的缺陷，直到康熙朝，采用了大明对后金一模一样的民族政策，才让蒙古不再与满清作对。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攻不进天启的国门，主要不在于魏忠贤在不在位、权势强不强，而在于努尔哈赤，仅凭奴隶制度下的游牧经济，是无法与大明农耕社会制度下的国力相抗衡的，也无法侵入长城这层皮肤，让大明立时毒发身亡的。

满清能成功入主中原的主要原因在于，是经血出同族李闯的强力内推之下，从内部破坏了大明身体的免疫力，让外来力量更易侵入其机体，如此所造成重疴在身、让大明病发突变，而身亡。

正如史载所记，满清入关前曾号称，“天下取于贼，而非明”。

大明非死于大清，实死于李闯之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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